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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研究方法

我敢打賭,研究方法的章節可能會令你畏懼。你可能認為它們是閱讀「精彩內容」之前的雞肋。比如,愛情、性愛和嫉妒等都是吸引人的主題,而實驗設計和程序卻不是你關注的內容。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掌握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礎知識對於正確理解人際關係科學十分有必要。舉例來說,與其他領域相比,在人際關係方面似乎有更多一知半解、不懂裝懂的所謂專業人士吸引著你的眼球(Stanovich,2004)。在書店裡或者在網絡上,充斥著指導人際關係發展的各種建議和意見,大部分所謂的專家根本就沒有研究過人際關係,他們要麼根據自己的個人經歷得出結論,要麼直接憑空虛構(Honeycutt,1999)。如果你能辨析真實可信的科學結論和小道傳播的經驗之談,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質損失。而且,人際關係學中的錯誤信息給人們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其他科學。比如說,對天文學上黑洞性質的錯誤認識不太可能使人做出危及自身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錯誤地報告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其危害將是真實而具體的。人際關係研究的結果的確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Bradbury,2002)。

的確,本書所涉及的內容對你私人生活的影響將超過你所讀的大部分其他書籍。因此,你應該責無旁貸地做一名見識廣博的讀者,從而能分辨確鑿的事實和虛浮的奇談。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正如我們在本章看到的,探討某個特定研究課題的方法很多,各有利弊。嚴謹的科學家會系統而認真地收集和評價各種信息,但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能得出絕對明確的答案。要深入理解人際關係,需要綜合許多研究的結果,需要以明智而審慎的態度評價和辨別不同的信息。本章將介紹人際關係總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歷史,這有助於你做出正確的判斷。

這裡我們只介紹一些基本的原則,這些原則能幫助你判斷哪些證據可以接受,哪些則應該存疑。我希望你在讀完本章後,能分辨出有實用價值的研究結果和無用的趣聞軼事或臆想。要想更詳細地學習研究方法,可以閱讀相關的書籍(如Robins et al.,2009;Leary,2011)。

關係科學研究簡史

早在1687年,牛頓就發現了物理學的基本規律。生物學和化學也有了好幾百年的歷史。但是系統地研究人類人際關係卻是科學界最近的創舉。這個領域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許多研究人類親密關係的科學家都還健在!這可不是件小事。因為人際關係科學只有短暫的歷史,並不如大多數其他科學那樣廣為人知,更別提人們對它有什麼深刻的理解了。在大學院校和學術機構之外沒有幾個人真正瞭解這門新興學科在過去45年所取得的長足進步。

直到20世紀中期,仔細思考人際關係的主要是哲學家和詩人。他們有許多看法(我們大家難道不是一樣),但這些觀點也僅僅是個人之見,很多還是錯誤的。因而,行為科學家首次對真實人際關係所進行的實證觀察可謂重大的進展。我們可以說,關係科學始於1930年代,當時有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研究,如對兒童友誼的研究(參見Moreno,1934);求愛和婚姻的研究(參見Waller,1937)。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關係研究相對較少。之後,一些重要領域的研究贏得了社會的注意和尊重,如懷特(Whyte,1955)的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研究,費斯廷格、沙赫特以及巴克(Festinger,Schachter,Back,1950)對大學寄宿生友誼的研究。但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隨著人際關係科學在整個科學領域中研究的激增,關係科學才真正成為一門引起廣泛關注的學科。

在此期間,人際關係科學研究最有影響力的進展是社會心理學對實驗室研究的重新關注。為求精確地獲得明確的結果,研究者開始研究他們能夠控制和操作的影響人際關係的特殊因素。例如,伯恩和同事(Byrne & Nelson,1965)所做的一項著名的研究,考察了態度相似性對喜歡他人的影響。研究者要求參與者仔細閱讀一份態度調查表,並告訴參與者調查表是由隔壁房間的陌生人填寫的;然後要求參與者報告喜歡這個陌生人的程度。參與者並不知道研究者在調查表上做了控制,調查表要麼和參與者自己的態度一致,要麼不一致(參與者的態度傾向稍早已經測評過了)。這種對態度相似性的處理產生了明顯的效果:態度一致比不一致更能讓參與者喜歡陌生人。

這類實驗程序表明,我們可以通過實驗室實驗來瞭解影響人們喜歡他人的因素,實驗方法的嚴謹性也能滿足研究者對研究過程精簡和明晰的要求。伯恩等人對人際吸引的研究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並開始推廣開來,第一次使人際關係成為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現在看來,這些研究在表現現實人際關係的天然複雜性上做得並不好。伯恩實驗中的參與者實際上從來就沒有與那個填寫調查表的陌生人遇到過或者交往過。的確,在伯恩的實驗程序中,參與者與陌生人謀面是不可能的,因為所謂的陌生人根本就不存在!在這種「不存在的陌生人」的實驗程序裡,人們只是對一張紙上的各項內容打鉤或打叉,他們也是研究中惟一真正的參與者。研究者測量的人際吸引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伯恩和同事是為了有力地得出研究結論,才選擇這一實驗方法,把人際關係研究局限在一個精心控制的方面(即態度相似性)。然而,他們創設的實驗情境相當僵化,參與者缺乏與陌生人第一次會晤時面對面交談的那種即時性和趣味性。

但是不要低估這類研究的重要性:它們表明對人際關係也能進行科學的研究,這種研究還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它們第一次真正地使同行的專家學者們注意到人際關係科學。此後的幾十年,經過家庭學者、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傳播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際關係學已經成長和發展為一門包含複雜研究方法的新興學科。今天的人際關係學:

● 經常從社會各階層抽取不同的人群樣本作為研究對像;

● 考察家庭、朋友和愛情等多種不同類型的關係;

● 經常對這些人際關係做長期研究;

● 既研究人際關係令人愉快的一面,也研究消極的一面;

● 經常在自然狀態下追蹤人際關係。

以下是人際關係領域所做研究的一些例子:

● 在美國西北大學,芬克爾和同事(Eastwick et al.,2010)進行了「速配約會」研究,研究中的單身人士可以輪流和10位可以約會的異性夥伴短暫交談。參與者有4分鐘與人談話的時間,研究者記錄他們在交往中的反應,然後參與者開始與下一個異性接觸。約會可能成功,因為如果交談的雙方表示願意再見到對方,就可約會見面。研究者給了他們一個網址以便交流信息。這樣研究者也能考察人們在追求新的伴侶時產生浪漫愛情的影響因素(視頻請觀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hOKtyQMZeE)。

● 在阿靈頓的德克薩斯大學,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和同事研究了人們自發的即興交往過程(這些人剛剛才認識)。他們把參與者安排在一張舒適的沙發上待上幾分鐘,同時用隱蔽的攝像機拍攝下他們的談話場面(Ickes,2009)。攝像機隱藏在通過大廳的另外一個房間裡,即使你直接面對著它也覺察不到(見圖2.1)。然後研究者邀請參與者到放映室觀看他們交往的錄像帶,並報告在交往的每一個關鍵點自己心中的感想(包括認為對方是怎麼想的)。這種方法能客觀地記錄交往過程,並獲取參與者的想法、情感以及對對方的知覺(實驗室網址: https://www.uta.edu/psychology/faculty/ickes/social_lab/)。

圖2.1 威廉·伊克斯在阿靈頓德克薩斯大學的實驗室平面圖

研究中的參與者將被單獨地留在圖(1)的沙發上——在寬敞的房間內惟一能坐的地方。麥克風藏在圖(2)的咖啡桌下,參與者看不到的攝像頭藏在圖(3)的房間內來記錄他們談話的場面。隨後,參與者可以在獨立的放映室[圖中(4)和(5)]觀看錄像帶,同時說出在他們交往時的所思所想。

● 在亞利桑那大學,馬賽厄斯·梅爾(Matthias Mehl)和同事給參與者裝備了可以隨身攜帶的袖珍錄音機,以獲取他們白天的社會生活片段(Mehl & Robbins,2011)。這種微型設備一天能記錄參與者身邊發生的各種聲音70次,每次持續30秒。從這些記錄的聲音可以判斷參與者獨處及交往的次數,他們的交談輕鬆愉快還是起了爭執。這種方法可以讓研究者瞭解參與者自然展露的真實生活(在以下網址你可以錄下自己的聲音:https://dingo.sbs.arizona.edu/~mehl/EAR.htm)。

● 在西雅圖(https://www.gottman.com/research/family/),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同事們邀請一些已婚夫婦去一個舒適的環境,在那裡夫妻們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來重溫引起他們上次爭吵的衝突。他們知道現場會進行拍攝,但片刻後就忘記攝像機的存在而專注於兩人的互動上。研究者甚至對參與者進行了諸如心率和皮膚電反應的生理學測量。戈特曼等人不辭辛勞地分析觀察到的生理的、情感的和行為反應方面的即時數據,從而能以93%的精確性來預測數年後這些夫婦的婚姻能否持續(Gottman & Levenson,2000)。

● 奧布琪和威若夫在他們的「婚姻早期歲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研究項目中(Birditt et al.,2010),從美國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1986年結婚的199對白人夫妻和174對黑人夫妻,自結婚後每隔幾年就進行回訪。此一研究項目特別關注社會和經濟條件對人們婚姻滿意度的影響。到了2002年,此項目已進行了16年,有36%的白人夫妻和55%的黑人夫妻已經離婚了(Orbuch & Brown,2006)。隨著時間推移,研究者追蹤了所有婚姻從起始到結束的過程(訪問此一研究項目的網站:https://projects.isr.umich.edu/eym/)。

希望你能被這些研究方法所體現出的創造性和豐富性所打動(我就是)!雖然這些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對於人際關係科學研究的現狀而言,也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人際關係科學雖然年輕,在全世界卻有來自各個科學領域的成千上萬的學者投身其中,他們的研究結果也發表在各種人際關係的專業學術期刊上。如果你是大學生,你可能看到過這類期刊:《婚姻與家庭雜誌》《社會和人際關係雜誌》以及《人際關係》。你也可以在國際人際關係研究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最大的國際性人際關係學家組織)查閱最新的人際關係研究資料,其網址是:https://www.iarr.org。

問題的提出

這些學者是如何研究人際關係的?任何科學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提出問題。像人際關係這樣一個領域,一些問題來自於個人經驗。人際關係研究者與其他科學家相比,更能異常方便地接近他們的研究課題;他們自己在親密人際關係中的經驗能提醒他們注意某些重要的過程,有時候他們還陰差陽錯地掉進了自己曾力圖避免的陷阱中(Miller,2008)!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也能提示他們某些值得仔細研究的問題。比如,美國離婚率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激增引起了對離婚現象的大量研究,正如社會學家注意到文化變遷產生的影響。

問題也可能來自先前的研究:為回答某個問題所做的研究可能引發新的問題。還有些問題來自那些想要對關係事件提供解釋的理論。科學的理論既能解釋已有的事實,又能做出新的預測,而研究的目的通常是檢驗這些預測。親密關係研究所涉及的問題來自所有這些根源:科學家把他們的個人觀察、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他們對前人研究的瞭解以及他們自己的理論視角結合在一起去挖掘要回答的問題(Fiske,2004)。

問題本身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科學家可能嘗試對某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自然發生過程進行描述。這種情況下,科學家的目標是盡可能全面和精確地描述事件的性質。另一類是,研究者要確定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繫,以確定哪些事件對隨後的結果有顯著影響,哪些沒有影響。對所有主持研究和參與關係研究的人而言,這種區分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目的,有辨別力的讀者應該判斷出這些研究的原本目的。如果某項探索性研究主要是為了描述新發現的現象,我們不應因為它確定不了該現象的因果聯繫而去苛評,這些是第二步才能解決的問題,首先需要確定出現的現象是什麼。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有思想的讀者要抵制誘惑,不要試圖從以描述為目的的研究中得出因果聯繫。只有某些特定的研究設計才能讓我們洞察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繫,聰明的讀者不要匆忙得出研究結果並不支持的虛假結論。本章稍後還會談到這個問題。

參與者的選取

那麼,人際關係的研究對像該怎樣選取?研究者通常採用兩種方法來招募參與者。第一種方法是使用容易接觸到的任何人,只要他們同意參加實驗,這種方法叫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e),因為它(相對地)方便研究者獲取參與者。研究親密關係的大學教授常常以大學生為研究的參與者,參加研究本身就是這些大學生的課程作業。研究者還會通過大眾媒體或者當地的社區組織來招募參加研究的志願者。雖然有時參與者需滿足一些特點(例如研究需要那些認識不到兩個月的正在約會的戀人),但研究者利用方便取樣通常能輕鬆地得到研究的參與者。

相反,採用代表性取樣(representative sample)的研究項目要努力確保參與者大體要與研究的整個總體相似。例如,對婚姻真正有代表性的研究必須包括所有已婚人士——涵蓋所有的年齡、國籍和社會經濟水平。這很難做到,甚至不可能實現,因為如果沒有其他原因,那些同意參加研究的參與者和不願意參加研究的人可能存在某些差異(見48頁專欄2.1)。不過,有些研究中的(志願者)樣本能代表某個國家或特定人群的成人總體。那些能夠放到網絡上進行的公開研究,比在大學校園或者某個國家進行的研究能吸引到更加多樣化的龐大樣本(Gosling et al.,2010)。

一方面,如果我們要尋找適用於大多數人的基本原理,毫無疑問,代表性樣本比方便樣本更好。採用方便樣本常常有一個缺陷,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很特殊,只適用於與我們的參與者(如某個大學的學生、某個地區的人)相似的人。雖然全世界都在進行關係科學的研究,但本書介紹的大部分研究都來自特定的文化,即西方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工業化的、相對富裕和民主的文化,所以研究參與者都顯得有點怪異。(明白了嗎?)事實上,來自「怪異」文化的人與落後國家的人相比,行為有時的確存在差異(Heinrich et al.,2010)。從一個群體到另一個群體,態度無疑存在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人際關係的研究者所考察的許多過程非常基礎,人口統計學上不同的人群在基本的人際過程上可能並不存在過大的差異:比如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外在美的判斷標準是相似的(詳見第3章)。就考察人們交往基本過程的研究而言,由於其基礎性較強,採用方便樣本也無不可。

讓我們看一個特例。1978年拉塞爾·克拉克(Russell Clark)派出男性和女性助手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校園裡閒逛,碰到異性的學生就發出邀請。他們各自接近毫無戒備心的學生,並從三個邀請問題中隨機選一個(見表2.1)提問;有些助手只是提出約會的要求,而另一些助手則直接要求發生性關係!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沒有女性接受來自陌生人的性要求,但75%的男性接受了性要求——這比接受約會要求的人還多!

表2.1 「今晚能和我上床嗎?」

這一研究結果如此惹人注目,但那又怎樣?該項研究只使用了大學校園的一個小方便樣本。或許結果告訴我們的是,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男生比一般男性有更強烈的性渴求。實際上,克拉克連發表這項研究都很困難,因為評審人看重研究結果的普遍性。所以,在1982年克拉克和哈特菲爾德再一次進行了這項研究,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重複進行的這項研究,得到同樣的結果(Clark & Hatfield,1989)。

嗯,為什麼還有問題?已經是4年之後了,但這套實驗程序仍然在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國佛羅里達州首府)進行。對這個案例你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找出若干條理由,說明為什麼結果只能限定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

我們先從另一個不同的視角來審視這項研究。先不要對那些同意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的佛羅里達大學男生或者其他地方男性的人數比例大驚小怪。這種特定的態度在人口統計學上不同的人群之間的確存在一定的差別。然而不要無窮無盡地批評,或者更糟糕地,完全否定克拉克和哈特菲爾德(Clark & Hatfield,1989)的研究結果。我們既要認識到他們研究的局限性,又不要疏忽問題的關鍵:男性一般比女性更能接受偶然的性關係。如果有人發出實際的要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性邀請。而且,這正是最近對世界各國20 000多名參與者進行調查所得出的結論(Schmitt & the International Sexuality Description Project,2003),克拉克和哈特菲爾德正是發現這種性別差異的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們的方法簡單,樣本也有局限性,但他們的確發現了新事物,他們的實驗程序探測到了確實存在的人類行為基本模式。[1]

當然毫無疑問,克拉克和哈特菲爾德的研究並不完美。他們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只要審慎而又公正地來考察他們的結論,即使像這樣採用方便樣本的小研究對人際關係科學也有著重要的貢獻。代表性樣本能確保研究結果應用的廣泛性,但代表性樣本較難獲得,而且成本很高。即使研究者能接觸到代表性樣本中的人群,他們也支付不起參與者報酬和各項其他支出,因為大多數參與者不僅僅只回答幾個簡單問題。

代表性樣本中的人群反映了研究者想研究的總體人群在人口統計學方面的某些特徵(性別、年齡、種族等)。

人際關係學經常出現這樣左右為難的情況:必須做出選擇,但沒有一個選項是完美無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正確理解就依賴於採用各種不同方法進行研究而日積月累堆積起來的知識(Reis,2002)。這裡,多樣性就是財富。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某個特定的課題。任何單一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不足,但這些缺點卻能為另一項研究所彌補。採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每項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趨近某個問題,我們就能逐漸地描繪出事實真相。作為人際關係科學的明智讀者,你應該嘗試像科學家那樣思考:沒有一項研究是完美的。再次提醒你,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有價值的。智慧需要時間的歷練,但真理就在不遠處,我們正不斷地向它靠近。

研究的設計

既然提出了研究的問題並獲得了一些參與者,我們就需要安排一種觀察方法來解答我們的問題。這部分內容要介紹關係科學研究中常用的幾種不同的研究設計。

相關設計

相關(correlation)能回答這樣的問題,「X和Y這兩個事件在一起變化嗎?也就是說變量X和Y有某種關聯嗎?」。表示相關程度的數值即相關係數在-1.00和+1.00之間。相關值越大(絕對值),兩個事件聯繫就越緊密。如果X和Y完全正相關(這意味著他們一起上升或降低——即X上升時Y也上升,Y下降時X也下降),相關係數就等於+1.00。如果X和Y完全負相關(也即他們按相反的方向變化——X上升時Y下降,X下降時Y上升),相關係數就等於-1.00。如果X和Y沒有任何關係,它們之間的相關係數就是0。這些相關模式的例子見圖2.2。

兩個事件是否一起變化,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普遍。考慮下面這個問題(第3章會解答):具有類似的態度和價值觀的人們是否傾向於喜歡彼此呢?此類問題的相關研究一般會評價夥伴們在自然條件下知覺到的相似性和吸引力,並不會對配對夥伴的行為進行任何的干預或影響。研究者會仔細測量參與者的情感,從而發現相似性和吸引力之間的可靠關聯,幫助我們理解新建立的人際關係中夥伴感到滿意的原因。

另一方面,即使在吸引力和知覺到的類似性之間存在相關,仍有很多信息我們並不知道。的確,很多讀者經常錯誤地理解相關設計得出的研究結果。相關只告訴我們兩個事物之間存在聯繫,但是它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它們會相關。相關並不能表明事件之間存在因果聯繫。當你得出相關結論時,當心不要推導出其他沒有根據的結果,相關只是相關;相關的存在意味著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因果關聯。這裡給出三條簡單明瞭的可能性:

● X可能引起Y——在相似性和吸引力的例子中,知覺到的相似性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喜歡。

● Y可能引起X——可能是喜歡上某個人讓我們認為自己與他有許多共同點。

圖2.2 相關模式

● 其他影響因素,第三方變量可能同時引起X和Y,X和Y之所以相關的惟一原因是他們存在共同的影響因素。兩個事件X和Y可能對彼此沒有一點影響,而是其他影響因素,如他人的俊美長相,致使我們喜歡他們,並且認為他們和我們非常相像。

當X和Y存在相關,上述三種可能性以及許多其他更複雜的結果都有可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得到的只有相關,我們所知道的也只是這兩個事件存在關聯。我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因果聯繫涉及哪些因素。[2]

實驗設計

如果有可能,考察因果關係更簡單的方法是採用實驗設計。實驗(experiment)提供了原因和結果的最直截了當的信息,因為實驗者創造並控制了他們要研究的條件。在真正的實驗中,研究者有意操作一個或多個變量,並把參與者隨機分配到這些預設的不同條件下,從而觀察這些條件變化怎樣影響人們的行為。因而,實驗不會問「X和Y是否一起變化」,而是問「如果我們改變X,Y會發生什麼變化」。

讓我們重新看看伯恩對態度相似性和吸引力的經典研究(Byrne & Nelson,1965),以闡明實驗研究和相關研究的差別。假如伯恩只是測量同伴的態度和他們喜歡彼此的程度,他會得出相似性和喜歡程度存在正相關,但他不能確定為何它們有關係。

伯恩於是做了一個實驗。一旦參與者來到實驗室,伯恩會以投擲硬幣的方式來隨機確定參與者遇到的是一個與自己類似的人,還是一個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控制了夥伴的相似程度,這也是這兩種條件下參與者的惟一差別。利用這種實驗程序,如果伯恩觀察到參與者對相似的陌生人表現出更多的喜歡,就可以合理地推導出:更高的一致性引起更多的喜歡。為什麼能得出這個結論?因為參與者是隨機分配到這兩種實驗條件下,所以喜歡程度的差別不能歸之於每種條件下個體的差異;平均來看兩組參與者是一樣的。而且,參與者除了和陌生人在相似性上有明顯差別外,他們在實驗中的程序全部是一樣的。伯恩觀察到的行為差別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相似性引起人們的喜歡。他的實驗清晰地展示了被操縱的原因(態度相似性)對結果(喜歡程度)的顯著影響。

實驗比其他設計能更清晰、更精確地測定因果聯繫。如果實驗控制得好,就能清晰地揭示因果聯繫。那麼,為什麼研究者還要進行其他設計?答案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實驗者必須能夠控制和操縱他們要研究的事件。伯恩能夠控制參與者所接收到的關於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的信息,但他操縱不了親密關係中的其他重要因素。我們也做不到。(你怎麼去創造一段在實驗室發生的浪漫愛情體驗?)在一些無法控制的事件上不能採用實驗設計。

所以,相關設計和實驗設計各有自己的優勢。採用相關設計,我們能研究現實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事件——親密關係的承諾、火熱的愛情、不安全的性行為——並考察它們之間的關聯。採用實驗設計,我們能考察因果聯繫,但我們研究的事件範圍有限。再次強調,沒有完美的研究設計——這也是用不同的研究設計、從不同方面研究同一個課題的又一原因。

發展性研究設計

發展性研究設計研究行為或事件隨時間而改變的方式。發展性研究設計主要有三種類型。

橫斷設計

最常見的發展性研究設計是橫斷設計(cross-sectional design),即比較處在不同人生階段或者不同年齡人的發展過程。例如,如果我們要考察在婚姻的不同階段導致離異的危險因素,我們可以詢問那些有著不同婚齡的離異夫婦的主要抱怨。我們或許會發現婚姻持續的時間和離婚原因之間的關係。

正如在這個例子中看到的,橫斷設計是相關設計,所以我們要當心從中推導出的結論。如果我們比較那些婚齡25年的夫婦和婚齡只有5年的夫婦,我們比較的就不僅是婚齡不同的人,我們還比較了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成長的人,兩者相差20年。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他們對婚姻的抱怨並沒有隨著年歲而變化,他們的擔憂也許只是反映了他們結婚時的時代差異。

正如你所看到的,從橫斷設計得到的相關總會受到某些不確定性的影響:參與者所經歷的不同社會、文化和政治事件。只要人際關係研究的結果涉及年齡,我們就得質問結果究竟真的是年齡差異,還是不同年齡參與者的成長背景差異。

縱向設計

橫斷設計混淆了年齡和經歷的相對影響。然而,如果我們招募的參與者年齡一樣,並長時期跟蹤研究,那麼參與者的經歷相同但年齡在變化。這就是縱向設計(longitudinal design),即對同一群人在一段時間裡反覆進行測量。如果我們既監測參加研究時新婚夫婦的抱怨,又監測繼續參加研究的已婚多年夫婦的抱怨——正如奧布琪的婚姻早期歲月(EYM)研究項目(Orbuch & Brown,2006)所進行的——我們採用的就是縱向設計。

在橫斷設計中,研究者從不同年齡組的人獲取信息。例如考察不同年齡的人對音樂偏好的差異,我們可以請20歲和60歲的人來評價不同的藝人。

這種設計與橫斷設計相比,在分離經歷和年齡的影響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它們仍不完美。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仍然會混淆年齡和經歷的影響。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夫妻為金錢發生的爭執越來越頻繁,又能說明什麼呢?如果我們在經濟蕭條時期收集數據,研究看似關注婚姻的時間發展變化,卻可能反映暫時性的文化變動所帶來的影響,而且這種文化影響對大多數未處於經濟蕭條時期的婚姻根本沒有影響!

如果我們能夠堅持也足夠聰明,就可以把縱向設計和橫向設計結合起來以排除歷史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選擇兩組參與者,平均年齡分別是20歲和40歲,然後對這兩組人都追蹤到55歲。如果在55歲時,兩組參與者都表現出對婚姻類似的抱怨,那麼我們才能真正地相信找到了婚姻發展的基本趨勢。

當然,做這樣一項研究並不輕鬆。實際上,要做這樣一項耗時35年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困難。縱向研究設計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參與者流失(participant attrition),即隨著時間推移參與者變得越來越少。人們會搬家或失去聯繫,或變得很忙,或對研究感到厭倦而不願意再繼續參加研究。研究持續的時間越長,這些問題就越嚴重。有些長期的縱向研究結束時,那些自始至終參與研究的人少之又少。的確,即使縱向研究開始時採用的是代表性樣本,但當研究結束時就不再是了。

回溯設計

由於縱向研究與參與者保持聯絡比較困難,為什麼我們不追蹤事件的時間變化,問問人們過去的經歷?當然可以,很多親密關係的研究使用的就是回溯設計(retrospective design)。有時,回溯的時間很長(「你們結婚前最主要的爭議是什麼?」);有時回溯的時間相當短暫(「在過去的24小時內,你和配偶的交往有多愉快?」)。

回溯設計非常靈活。如果我們擔心歷史事件對人們的影響,我們可以請不同年齡的人回想他們在某個相同年齡是否有類似的體驗。的確,如果人們的記憶力完美,回溯研究會非常有用。不幸的是,回憶肯定不精確,並且如果詢問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件,回憶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Frye & Karney,2004)。無論何時我們看到回溯研究報告,我們都無法確切知道報告內容是過去的清晰圖像,還是受到近期事件影響的錯誤記憶。

總之,對發展性設計的瞭解支持了我們早先提到的觀點:沒有一種研究設計是完美的,但每種設計都有它的應用價值。發展性研究設計對時間推移的關注對於關係科學特別有價值。人際關係通常也是長期事件,我們需要理解關係是怎樣隨著時間而變化的。

場景的選擇

我們的研究在不斷推進,現在已經提出了要研究的問題,招募了參與者,選擇好了實驗設計,我們還需選擇一個場景來實施我們的研究。研究場景通常有:(1)實驗室;(2)自然的日常生活環境,如一對夫妻的家裡。每一種選擇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你現在正在習慣這些,不是嗎?)實驗室的優點是能有效地控制外在的、無關變量的影響。研究者能精確控制參與者要經歷的體驗,還能安排符合研究目的客觀環境。自然場景的優點是參與者在日常的環境中感到舒適和放鬆,從而使研究者能瞭解更多的典型行為。這兩種研究場景的優缺點恰好互補。實驗室場景可能引發參與者的虛假行為,使我們對他們的典型行為認識不足。另一方面,自然場景可能難以控制,充滿與研究問題無關的干擾變量。

不論研究的場景在哪裡,某些行為因為很少發生,或者讓人痛苦,又或太過親密(或三者兼而有之),很難進行研究。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是讓參與者進行角色扮演(role-play),以便研究者瞭解某些行為——例如,參與者裝作「好像」產生了妒忌心,或者發生爭吵,或者試圖誘惑他人上床。角色扮演的研究往往與真實場景相差很大。在一種極端情況下,請參與者閱讀與要研究的行為有關的故事,並想像這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這種戲劇腳本研究往往沒有生活中的真實事件逼真生動,允許參與者以一種超然而從容的方式來演繹,這和真實事件中人們所表現出的衝動性和情感反應差別很大。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模擬研究要求參與者扮演虛構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例如,研究者可能要求一對夫婦假裝雙方都感到很生氣,然後觀察他們的行為反應。這種研究方法參與者較投入,但他們仍然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在假裝。角色扮演研究在考察一些牽涉感情較深的問題時,不會違背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但人們可能是按自己所認為的、在這些情境中應該實施的方式來行動,而不是事件真正發生時他們將會實施的行動方式。再一次看到,這種方法既有優點也有缺點。

數據的性質

現在我們實際收集到什麼類型的數據?我們記錄的是他人對人際關係的判斷和知覺,還是我們自己考察的某種特定的人際交往?兩種最主要的測量是:(1)人們對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為的自我報告,以及(2)對他人行為的觀察。我們還要考察這兩種測量中的一些變量。無論我們採用何種數據,對行為的測量應該同時具備心理測量學上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說,我們測量到的事件真正是我們試圖測量的(這就是效度);如果這些事件不會發生變化,那麼我們在不同時間的測量結果應該一樣(這就是信度)。

自我報告

親密關係研究最普遍的方法是直接詢問人們的體驗。人們的回答就是自我報告(self-reports),自我報告的獲取形式有很多種:書面問卷、口頭訪談、非結構性的日記(參與者隨時記錄心中所想)等。這些技術的共同特點是參與者要把自己的體驗告訴研究者——研究者並沒有親眼觀察到。

自我報告得到的資料有著重要價值。舉例來說,自我報告能讓我們「走進報告者的內心」,瞭解外在觀察者不易覺察的個人觀點。自我報告的數據成本較低,也容易獲得。研究者並不需要精密的儀器;他們只需要一些紙和筆及自願的參與者。請思考一下表2.2中簡短的自我報告測驗:這七個問題能很好地評價人們親密關係的滿意程度。多數情況下,沒有必要去問一些更詳細的問題,或者採用其他的方法來區分快樂、滿意的愛人和不很滿足的伴侶,因為這七個問題直截了當,恰到好處(Hendrick et al.,1998)。自我報告的方法非常有效率,信息量豐富。然而(這可能沒什麼奇怪的了!)自我報告也可能出現一些潛在的問題。下面是三個最主要的問題。

表2.2 愛情關係評價量表

資料來源:Hendrick,Dicke,& Hendrick,1998.

參與者對問題的解釋

自我報告常在研究者給出指導語或者提問之後進行。如果參與者錯誤地理解了研究者的意思或目的,他們隨後的自我報告就會誤導人。例如:「你和多少個人有過性行為?」如果男性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往往會包括僅發生過邊緣性行為的伴侶,而女性一般只計算真正發生過性交的那些伴侶(Gute et al.,2008)。這也是為什麼男性報告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的人數往往多於女性報告的一個原因。[3]實際上,人們描述性行為的詞語常會產生難以覺察的理解問題,這或許是性行為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缺陷(Wiederman,2004)。

回憶或覺知的困難

即使人們能準確理解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他們也可能無法客觀地回答問題。舉一點來說,他們可能對自己的行為缺乏洞察力,以致自己認為的真實情況未必完全準確。比如,根據人們的自我報告,在戀愛問題上,外表吸引力對於女人並不如對於男人重要;女人說外貌對於她們並不如對於男人那般重要。然而,在速配研究中當她們同時遇見和評價幾個候選對像時,外貌對於女性的確如對於男性一樣重要(Eastwick & Finkel,2008),外貌是影響男女兩性喜歡對方最重要的影響因素(Luo & Zhang,2009)。有時,人們對自己喜好和行為的描述並不完全符合實際。

記憶錯誤也是個問題。人們在描述最近發生的具體客觀事件時最準確。如果詢問參與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他們可能會發生錯誤(Feeney & Cassidy,2003)。具體的細節信息更容易遺忘。比如,在一項研究(Mitchell,2010)中,大樣本的離異群體中有50%的人不能準確地說出他們在哪一個月離婚。而過往的情感經歷尤其可能發生記憶錯誤。具體而言,如果火熱的愛情以痛苦和不滿收場時,失落的戀人們往往很難回憶起數月前他們剛剛墜入愛河時的快樂和激情(Grote & Frieze,1998)。

參與者報告的偏差

自我報告數據的最後一個嚴重問題是,人們的報告可能存在系統性偏差或歪曲。例子之一就是自我服務偏差(self-serving bias,在第4章還會談到),它會使人們高估自己在人際關係積極事件中的作用,而低估在消極事件中的過失。人們喜歡用積極眼光看待自己,所以會把自己的成功歸於自己,而面對失敗則推脫自己的責任。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影響,操持家務的伴侶會認為自己做的家務比實際上的要更多(Ross & Sicoly,1979)!這類錯誤並不是不誠實所引起的,而是的確反映了人們真實的(然而也是特異的)觀點。儘管如此,通過自我報告所獲得的參與者對客觀事實的主觀知覺,或許與其他觀察者的預測結果有所不同。

如果人們不願意說出看到的事實,就會出現更嚴重的問題。最有名的例子是社會讚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指的是人們希望給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歪曲事實。參與者常常不願意承認讓他們看起來不好的事情或者任何不符合期望的描述。例如,由於對社會接納的顧慮,參與者不敢誠實地向研究者報告他們的同性戀取向和行為。因而,在同性戀的普遍性上一直存在爭議(Tourangeau & Yan,2007)。再看另一個例子,離婚已經好幾年的人(研究者事先在法院看過他們的離婚判決書)中有4%的人宣稱他們從未離過婚(Mitchell,2010)。匿名程序有助於減少這類社會讚許性偏差,例如允許參與者參加網絡調查而非面對面訪談(Brown & Vanable,2009),但如果研究涉及敏感問題,這種偏差仍然會出現。

觀察法

另一種收集親密關係信息的方法是直接觀察行為。科學觀察並不是輕鬆隨意的工作。研究者要麼採用複雜的工具測量行為,要麼細心地訓練助手以使觀察盡量準確、可靠和詳盡。

一些研究直接觀察正在發生的行為,而另一些則採用記錄設備,後者可以在行為發生之後分析。有一種觀察法,叫體驗式取樣(experience-sampling),它採用間斷式的、短時間的觀察,從而獲取較長時間內實際發生的行為。在體驗式取樣中,當目標行為可能發生時研究者可以隨機抽取若干較短的時間段,在這些時間段中,目標行為可能發生,研究者可能把觀察分散在不同日期不同時間的幾個階段。梅爾(Mehl & Robbins,2011)利用能放入口袋的微型錄音設備所做的研究就是這種技術的最好例子。這種設備叫電子激活錄音機(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s,EARs)。(你還記得吧?)在白天這種設備每間隔一段時間就自動打開開關,並錄下參與者身邊發生的任何聲音。結果在伴侶的交談中捕捉到許多憤怒和輕蔑等不良情緒,伴侶們並不太滿意,他們的關係在6個月之後變得更為脆弱(Slatcher & Ranson,2011),對此你或許不會感到奇怪。

這類觀察有若干種記錄結果的形式。研究者有時會使用比較綜合的(通常也是主觀的)詞語來評價他們所目睹事件的特徵。例如,根據爭吵是「建設性和有助於解決問題的」或「充滿火藥味和敵意的」可對爭吵進行評價。觀察者也可以使用編碼程序來對非常特殊的行為進行記錄,如一次交往中人們說話的時間長度、出現笑容的次數、彼此肢體接觸的次數等等。這些能知覺到的具體行為往往比主觀評價更為客觀,借助於某些技術手段研究者可以更客觀地進行觀察。比如,研究者開發了一種軟件,可以計算人們說話或寫字時使用的各類詞語,還能自動分析人們的談話內容。(不好的結果是,如果人們太過頻繁地使用「你」這個詞,他們往往比不常使用「你」的人更不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Tausczik & Pennebaker,2010]。)

科技發展為行為的測量提供了新方法。最近一項研究革新採用眼動跟蹤的方法來評價人們對他人的視覺興趣(Lykins et al.,2006)。在眼動跟蹤研究中,參與者要戴上特殊的頭盔,上面安裝有拍攝眼睛活動的微型攝像頭。然後,當參與者查看不同的圖片時,眼睛的移動就能揭示他們正在看什麼圖片,看了多長時間。例如,通過並列呈現兩張只有頭髮顏色差別的人像,我們能確定你喜歡金髮還是黑髮:在你認為更有吸引力的圖片上你看的時間會更長。

這類觀察一般可以避免自我報告的缺點。受過訓練的觀察者通常不會錯誤理解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參與者也不會有錯誤的記憶或者自我服務偏差。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理解人們對自己經驗的個人知覺,就離不開自我報告。觀察研究也可能很昂貴,花費觀察者的大量時間,有時還需要昂貴的設備。有項了不起的研究在一周時間裡拍攝了32個不同家庭中每天早上起床後的互動情況,長達1 540個小時的拍攝視頻需要花幾千個小時來仔細察看、編碼和歸類(Carey,2010)。

觀察研究還面臨反應性(reactivity)問題的影響:如果人們知道有人觀察自己就會改變行為。(安裝在起居室的攝像頭可能會改變你的某些行為——至少在你習慣之前。)參與者知道有人正在看著自己時會極力營造好印象,這正如人們面試時的表現一樣。因此,研究者更樂於進行那些不大可能改變參與者行為的觀察研究。有一項這樣的研究,人際關係學家追蹤了某大學1 640名學生大學期間在臉譜網的個人頁面情況(Lewis et al.,2008)。研究者跟蹤個人頁面中的公開信息,從而確定學生的品位和價值觀怎樣影響他們建立的友誼。研究者有具體而認真的研究目的——並不是日常那般隨意瀏覽網頁——也不會有對參與者的行為造成不必要的影響,因為參與者都不知道有人觀察自己!毫無疑問,將來我們會看到更多的網絡社交行為的正式研究。(這讓人厭煩嗎?為什麼?)

生理測量

如果我們觀察到的行為人們無法有意識地加以控制,就可以避免反應性問題。對人體自主的和生化的反應進行的生理測量就能做到這一點。生理測量的項目包括心率、肌肉張力、性喚起和荷爾蒙水平等,通過生理測量可以確定生理狀態是怎樣和社會行為關聯的。

有些研究者考察生理機能影響人際交往的方式。例如你血液中神經肽催產素(oxytocin)有助於確定你的同理心和信任程度(Campbell,2010);引人注目的是,如果你攝入一定劑量的催產素,短時間內不太容易對人起疑(MacDonald & MacDonald,2010)。我們的依戀類型也存在生理基礎。依戀類型不安全的人面對社會壓力會出現更強烈的自主神經反應,包括諸如腎上腺素等荷爾蒙的分泌;社交威脅往往會引起焦慮或迴避類型之人不安的喚醒,但安全型的人卻能保持清醒和沉著(Diamond & Fagundes,2010)。

其他一些研究探索人際交往怎樣改變人們的生理狀態。寬恕對我們有益(第10章還會談到),具體地說,那些能夠寬恕冒犯者的人比睚眥必報的人表現出更弱的心率和肌肉張力(Witvliet et al.,2008)。還有一些研究試圖識別社會行為的生理標籤地圖。例如,已有研究者識別出調控愛情和性慾的大腦結構(參見Aron,2010),研究者讓參與者體驗到這些心理狀態,同時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考察他們的大腦。fMRI圖像能顯示哪一部分的大腦消耗了更多的營養,因而比其他部分更激活——正如結果所示,親密的愛情和飢渴的性慾看起來是由大腦不同部分控制的。(對此你感到奇怪嗎?)

生理測量一般成本較高,但其應用在不斷增加,因為生理測量能讓研究者考察我們社會行為的生理基礎。生理測量也是人際關係科學一直以來變得越來越錯綜複雜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檔案材料

歷史檔案(archives)也能避免反應性的問題。個人記錄如照片和日記,公共媒體如報紙和雜誌,政府記錄如結婚證和人口統計信息等,都是人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數據來源。當這些信息過時了,就變成了「檔案」信息。有一項研究考察了人們過去的長相吸引力和現在的收入之間的相關,研究者對大學年鑒相冊中的學生照片進行了外貌吸引力的評定,以確定數年前外貌俊美的人是否現在賺的錢更多(Frieze et al.,1991)。(他們發現了什麼結果呢?請閱讀第3章!)

檔案材料是「無反應性的」,因為查閱檔案資料不會改變要研究的行為。而且檔案研究較為廉價。但檔案材料存在局限性。具體而言,那些在很久以前就保存的材料可能沒有包括研究者想知道的所有信息。

研究應遵循的道德規範

檔案研究通常不會讓人感到尷尬,但人際關係研究有時的確要詢問敏感話題或者觀察隱私行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務嗎?

這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雖然這類信息非常有價值,也很必需,但人際關係科學卻處在嚴重的道德兩難困境之中。僅僅讓參與者填寫描述他們人際關係的問卷,就可能對他們的人際關係產生微妙而又持續的影響(Zhaoyang & Cooper,2011)。比如,要求參與者明確說明從人際關係中得到些什麼或者要求他們評價對伴侶的愛時,研究者就把參與者的注意力指向他們平時沒有仔細考慮的細節事務上了。我們鼓勵他們評價自己的人際關係,啟發他們思考。而且,研究者還喚起了他們對於伴侶會怎樣回答同樣問題的好奇心。總之,研究者不經意的探詢可能警醒人們注意那些他們不曾意識到的人際關係問題或者挫折。

模擬和其他觀察研究也可能存在更嚴重的問題。讓我們來看看戈特曼(Gottman & Levenson,2000)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婦重溫引起上一次爭吵的分歧:他並不是要鼓勵人們去爭吵,但有些夫婦的確發生了爭執。結果發現,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鬧的夫婦比那些優雅而幽默地探討分歧的夫婦更容易離婚,戈特曼的研究表明特定的行為風格能預測將來的婚姻問題。這項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壞作用嗎?我們真的應該要求那些夫婦重溫可能損害他們將來婚姻滿意度的爭吵場面嗎?

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人際關係學家通常會非常注意保護參與者的權益(Kimmel,2004)。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會向參與者介紹有關研究的具體信息,以讓參與者根據充分的信息來決定是否參加研究。他們參加研究完全是出於自願,並且能隨時退出。在數據收集完畢後,研究者會立即向他們提供反饋,解釋所有的實驗操作過程,介紹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後,參與者常能看到研究結果的最終報告。不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難處理的問題,而參與者想解決這些問題,研究者還會提供婚姻咨詢的信息,甚至還免費提供某些心理服務。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際關係學是建立在對參與者的幸福深切關注的基礎之上。在研究中參與者會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付出會得到由衷的感謝,甚至還會因佔用了他們的時間而得到報酬。他們也會在研究過程中體驗到樂趣並從中獲益(Zhaoyang & Cooper,2011)。在一項婚姻的縱向研究中,經常進行自我報告的參與者更多地感到自己是個合格稱職的配偶,這比控制條件下很少報告自己情況的參與者強,密切關注關係進展的狀況顯然有益(Veroff et al.,1992)。因此,參與人際關係研究有時很有趣,也很有啟發性。那麼,我們還應不應該研究親密關係中這類私密問題呢?

回答是絕對的有必要。道德還有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提到:科學在道義上必須履行的責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類。無視這點將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例如,美國衛生部(DHHS)當前正撥出很多金錢資助一項健康婚姻新方案(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這項工程計劃教會非裔美國人維持婚姻的技巧。美國黑人是這項婚姻幸福計劃的受益者,因為黑人與白人相比更不可能結婚,也更可能離婚(Orbuch& Brown,2006)。這項新方案背後的假設是:如果非裔美國人能珍視婚姻,那麼他們的婚姻就會更加穩定——所以納稅人的錢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賞婚姻生活的課程上。這裡的問題——正如人際關係學家所看到的(Karney & Bradbury,2005)——是非裔美國人和其他族群一樣看重婚姻。他們甚至比白人還渴望結婚,但面對窘迫的經濟前景又結不了婚。具體來說,黑人婦女不想和沒有穩定工作的男人結婚(Gibson-Davis,2009)。即使黑人結了婚,卻經常遇到經濟困難,因而婚姻一般也不穩定(Hardie & Lucas,2010),任何夫妻只要為金錢而痛苦掙扎,其婚姻滿意度都會下降。因而,非裔美國人的婚姻容易破裂似乎更多地與社會經濟地位而非個體的態度有關(Karney & Bradbury,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或相關部門希望價值觀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試圖改善人際關係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錢用在訓練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資,比去教育他們尊重婚姻會更加有效(Gibson-Davis,2009)。顯而易見,如果我們要提升人們的幸福,不僅需要善良的意圖,而且更需要豐富的知識。在諸如《愛情風味》(Flavor of Love)和《愛情搖滾》(Rock of Love)等電視節目(在這些節目裡現實的婚姻更像是人生敗筆而不是成功)大肆流行,傳遞怪異「愛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際關係的運作過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親密關係可以帶給人類最偉大、最榮耀的幸福體驗,但它也可以使人絕望痛苦和萬劫不復。關係學家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們快樂和減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際關係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結果的解釋和整合

這不是一本統計學課本(對此你感到心中竊喜吧),但人際關係學家整理數據的一些統計技術,仍是明智的讀者應該掌握的。許多人際關係研究要對所獲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確定結果是否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這是一種計算研究結果(如觀察到的相關或實驗中操縱變量所得的效應)偶然發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結果偶發的可能性很低,那麼結果就是「顯著的」。本書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是顯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這些結果的研究都經過了其他科學家嚴格的審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提及的每一個結果都是完全正確的:有些結果可能是偶然發生的,反映了有偏樣本特殊人群的影響或各種沒有預計到的失誤。如果心理學、社會學或傳播學研究的結果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就表明這種結果不太可能隨機發生,但並非完全不可能隨機發生。還請牢記,我們碰到的結果通常描述了普通人群明顯的行為模式,但因為存在個體差異(參看第1章),這些模式適合特定個體的程度存在差別。請不要太天真,幼稚地以為實際上的確符合大多數人的研究結果是錯誤的,只因為該結果似乎並不適合你認識的某個人。我希望你能成熟點,辯證思考,富有理性。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人際關係研究所得到的數據也會表現出獨特的挑戰性和複雜性。以下是三個例子。

配對的相互影響的數據。多數統計程序都假定不同參與者的分數是各自獨立的,不會發生任何的聯繫(也就是說,一個參與者的反應不會受到任何其他參與者的影響)。但是,如果夫婦雙方都參加研究,情況就不同了。妻子對夫妻關係的滿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否快樂的影響,所以妻子的滿意程度並不獨立於丈夫。從人際關係伴侶所取得的數據常常會相互影響,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統計程序來分析這類數據(如Kashy et al.,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人際關係研究者還必須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做出選擇,一種水平是構成夫婦的個體,另一種水平是夫婦兩人一起(Kashy et al.,2006)。例如,研究者要考察個體的依戀類型對他(她)自己社會交往的影響,或者要考察兩個伴侶的依戀類型組合如何影響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質量。第一個問題是在個體水平上進行分析,第二個問題則是在成對的數據水平上分析。研究者必須小心確保所使用的統計程序適合數據的不同分析水平。

影響人際關係的三個根源。而且,人際關係來自各個夥伴的單獨貢獻和他們組成一對的獨特組合。比如,假設梁山伯和祝英台擁有幸福的婚姻。原因之一或許是梁山伯是一個特別令人愉快的傢伙,他能和任何人很好地相處,包括祝英台。又或者(也可能同時)祝英台是個很容易生活在一起的人。然而,梁祝比梁與其他女性或祝與其他男性有更好的親密關係,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兩人個人特質獨特組合的結果: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人際關係研究者常常會遇到這三種影響因素結合起來的現象,即兩個單個伴侶和他們共有的獨特伴侶關係。同時一起分析所有這些成分需要高級的統計分析方法(Kenny & Ledermann,2010),這是人際關係科學複雜性的又一證明。

那麼我的觀點究竟是什麼呢?我已經指出研究親密關係要處理的問題的複雜性,也提到統計顯著性檢驗針對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你就應該懷疑每一個研究結果,懷疑每一種觀點和理論嗎?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希望你能慎思而不盲信,也希望你瞭解你要學習的內容的複雜性。記住要像科學家那樣思考:沒有一項研究是完美無缺的,但真理就在前方。我更相信不同的科學家採用不同的參與者樣本進行研究得出的結果。如果研究結果用不同的方法得到重複,我們就更有信心。

由於這些原因,科學家現在做了很多元分析(meta-analyses)研究,即把先前許多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結果結合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Roberts et al.,2007)。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針對某一特定現象的所有現存研究彙編到一起,分析整合它們的結果以識別它們包含的共同規律。如果所有的先前研究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結果,元分析使這一結果一目瞭然;如果存在不一致,元分析有可能揭示出原因。

由於有了這一稱心如意的分析工具,儘管人際關係學歷史短暫,研究內容複雜,卻仍取得了巨大進步。雖然前面我不時提出警告,但本書提到的大多數結論都是可靠的,如果你重複研究者的工作也將得出同樣的結果。不可思議的是,大部分人際關係的研究結果在你父母出生時都還沒有發現呢。

最後要點

為幫助你提高識別能力,我用了大部分篇幅來說明不同研究方法的優缺點,通常的結論是沒有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的。我希望能鼓勵你審慎地思考一項優秀研究的複雜性。但作為結論,我想讓你放心,人際關係學的學科體系嚴謹、狀態良好,並不像它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確定的複雜因素給人的印象。如果進行人際關係科學研究,最典型的研究是從來自大學生的方便樣本獲取自我報告的橫斷研究(Cooper & Sheldon,2002)。[4]許多研究仍然使用這種方法。然而,研究者現在一般運用更精細的設計、更複雜的測量,研究更多樣化的樣本。研究者在研究人際關係用到多種方法是一種優勢,而不是缺陷(Ickes,2000)。而且,人際關係科學這種區分知與不知的明斷能力,標誌著這門科學的誠實、日趨成熟和智慧。

人們喜歡輕鬆容易的答案,喜歡簡單乾脆的信息。如果科學事實難於掌握,很多人實際上更喜歡簡單的謬論,如「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這樣的觀點。然而,作為剛剛接觸人際關係科學的讀者,你有義務崇尚事實,反對迷信,即使弄清人際關係的複雜性要頗費一番周折。勿將科學的謹慎誤解為缺陷。相反,我們希望你持有這樣一種信念,恰恰是這種謹慎體現了科學的尊嚴,使人們能坦率地面對本領域的優勢和不足。那些聲稱自己一直正確的人,毫無疑問是招搖過市的江湖騙子,謹慎的科學家不會這樣做,他們只會努力使自己不斷接近真理。

請你思考

克裡斯和吉爾如果要通過心理學導論課程,就必須參加研究實踐,所以他們簽字參加一項「人際關係過程」的研究。他們戀愛已經有兩個月了,這項研究正在找「未結婚的戀人」。如果他們參加這個研究,會得到5美元,這讓他們有點高興。就這樣,他們和十多對其他戀人聚在了一個大房間裡,然後分別相對而坐。隨後他們閱讀了研究的注意事項,注意到自己可以在任何時候退出這個研究,便簽名同意參加研究,開始填寫長長的問卷。

有些問題比較敏感。他們要回答去年與多少個人發生過性關係,未來5年他們希望與多少個人發生性關係。隔一段時間後,他們要再次回答同樣的問題,這一次他們都認為伴侶也要回答這些問題。克裡斯以前從來沒考慮過這些問題,一想到這些問題他就意識到自己對吉爾的性經歷和未來的想法知之甚少。那天晚上,他有點焦慮,想知道又有點擔心吉爾的回答。

據你看來,這一研究程序符合道德規範嗎?你願意完成類似的問卷嗎?為什麼?

[1] 比如,2009年5月和6月在丹麥城市地區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結果發現38%的男人接受了邀請,願意與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而只有2%的女人接受了此種邀請(Hald & Hogh-Olesen,2010)。

[2] 然而,我必須指出,如果有很多個變量存在許多相關,或者測量是在某段時間裡多個不同的場合下得出的,那麼高級統計分析通常能排除某些可能存在的因果聯繫(這種不存在的因果聯繫通常會混淆相關研究結果)。儘管我們要小心,不要把簡單的相關關係錯誤理解成因果關係,但是運用高級統計技術卻有可能在相關設計的結果上得出一些因果聯繫的可靠結論。

[3] 291頁專欄9.3中我會詳細考察這一頗具爭議的性別差異。

[4] 這個句子中包含了若干個術語,在學習本章之前或許你並不瞭解它們,但現在你知道了。請回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