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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際關係的構成

假若黃金周這樣度過,是不是很美妙:住在裝飾精美的別墅裡,院外是迤邐的田園風光。房內配置了有線電視、電子遊戲、無線網絡和許多書刊,還有滿足你愛好的各種設施。這裡有享用不盡的美食佳釀,有觸手可及的消遣娛樂。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身邊沒有任何人,沒有人可以與你溝通。你完全是個孤家寡人,不能使用電話和電子郵件,不能訪問任何聊天室,也不能收發短信。整個假期你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聯繫。除此之外,你幾乎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這樣的黃金周滋味怎樣?沒有幾個人能享受這種孤獨,大多數人馬上會發現自己完全和他人隔離了,這讓人極度緊張(Schachter,1959)。人類需要和其他人接觸,對此我們往往認識不足。這也是監獄有時用單獨監禁(solitary confinement)來懲罰犯人的原因。人類是非常社會化的動物。如果剝奪了和他人的緊密接觸,這會令人很痛苦,人類社會屬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對親密關係的需要。

與他人的關係還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內容:關係處理得好會帶來極大的快樂,處理得不好則會造成重大的創傷。人際關係必不可少,也至關重要,因此非常有必要瞭解人際關係是怎樣建立、發展和運作的,什麼情況下人際關係又會陷入憤怒和痛苦的深淵。

本書能增進你對親密關係的理解,在汲取心理學、社會學、溝通研究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為你介紹社會科學家經過細緻研究所探索到的人際關係知識。這與你在雜誌或者電影中所瞭解到的人際關係不太一樣,它更具科學性、更有邏輯、更為謹慎,卻不太浪漫。你會發現本書並不是一本傻瓜式的操作手冊。後面章節的學習需要你的領悟力,更需要運用你自己的信念、價值觀和個人經驗來理解這些內容。本書的目的就是引導你去領略人際關係科學的多姿多彩,幫助你正確地處理好自己的人際關係。

為了更好地考察親密關係,我們先來界定一下它的主要內容。什麼是親密關係(intimate relationship)?為什麼親密關係這麼重要?然後我們要思考緊密關係的基本構成要素:我們承傳的文化、遭遇的經歷、擁有的人格、共同的遺傳以及人際交往。要正確理解人際關係,我們必須首先瞭解我們是誰,置身何處,又是如何變化發展的。

親密關係的性質和重要性

人際關係種類多樣,規格不齊。我們上有父母,還可能下有子女,有工作的同事或學校裡的同學。生活中還會接觸到商店職員、醫生和公務員。我們還有朋友和愛人。本書重點關注後兩種夥伴關係,因為它們是典型的親密關係。而且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成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的性質

那麼,親密關係究竟是什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為親密關係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包含許多不同的成分(Prager & Roberts,2004)。然而研究者(BenAri & Lavee,2007)和普通人(Marston et al.,1998)都認為親密關係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個方面存在程度差異:瞭解(knowledge)、關心(care)、相互依賴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及承諾(commitment)。

首先,親密的伴侶彼此間有著廣泛而私密的瞭解。他們熟知彼此的經歷、愛好、情感和心願,而且一般不會把這些信息透露給其他人。親密的伴侶關心對方,彼此能從對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關愛。如果人們認為自己的伴侶瞭解、理解並欣賞自己,其親密程度就會增加(Reis et al.,2004)。

親密伴侶的生活也是交織在一起的:一方的行為會影響另一方的行為目標和行動能力。親密伴侶的相互依賴性是指他們彼此需要的程度和影響對方的程度,這種相互依賴是頻繁的(經常影響彼此)、強烈的(彼此都有顯著的影響)、多樣的(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影響彼此)和持久的(彼此影響的時間很長)。人際關係變得相互依賴時,一方的行為在影響自己的同時也會影響對方(Berscheid et al.,2004)。

由於這種緊密的聯繫,親密伴侶常認為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而不是兩個完全分離的個體。他們表現出很高的相互一致性,這意味著他們認同雙方在生活上的融合,自稱為「我們」,而不是「我」和「他/她」(Fitzsimons & Kay,2004)。事實上,這種稱謂上的變化(從「我」到「我們」)常常標誌著人際關係發展到了微妙而又意義重大的階段,此時新夥伴剛剛認識到彼此間產生了依戀(Agnew et al.,1998)。的確,研究者有時只讓伴侶來評定他們「重合」的程度,以此評價伴侶關係的親密程度(Aron et al.,2004)。自我接納他人的程度(見圖1.1)是測量相互一致性最生動、最直接的方法,它能有效地區分親密關係和泛泛之交(Agnew et al.,2004)。

使得親密關係易於保持的另一個特點是信任,期望對方會善待和尊重自己(Simpson,2007)。人們相信親密關係不會帶來傷害,並期望伴侶能滿足自己的要求,關注自己的幸福(Reis et al.,2004)。如果喪失了這種信任,親密伴侶也常常會變得猜忌與疑慮,以致損害親密關係特有的開朗、坦誠和相互依賴(Jones et al.,1997)。

最後,親密伴侶通常會承諾他們的親密關係,希望他們的關係能持續到地老天荒,並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這種承諾一旦喪失,曾經的恩愛情侶、知心朋友也會日漸疏遠、貌合神離。

請從下列圖片選出最符合你目前與伴侶關係現代的圖片

圖1.1 自我接納他人的程度

這六個方面未必全部出現在親密關係中,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單獨出現於親密關係之中。例如,一對單調乏味、缺少情趣的夫妻可能相互依賴的程度很高,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上緊密合作,但卻生活在缺少關愛、坦誠或信任的心理荒漠中。他們當然比一般的熟人要親密,但毫無疑問,他們會覺得彼此不如過去那般親密了(比如他們決定結婚時),那時他們的關係中存在更多的親密成分。一般而言,最令人滿意和最有意義的親密關係應當包括親密關係的所有六個特徵(Fletcher et al.,2000a)。但親密關係如果只有部分特徵,親密程度就會減弱。正如不幸福的婚姻所揭示的,在整個關係的過程中親密程度波動極大。

所以,並不存在單一的親密關係模式。的確,我們需要記住人際關係最簡單、最基本的特點是:種類多樣,規格不齊。這種多樣性使人際關係非常複雜,也使人際關係魅力無窮。(這也正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原因!)

歸屬需要

我們關注的焦點是親密關係,所以不會考察你在日常生活中與普通人發生的各種人際交往。例如我們不會考察你與學校大部分同學的關係。親密關係值得特別關注嗎?這種關注合理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雖然,我們與陌生人及一般熟人的偶爾交往也很重要(Fingerman,2009),但親密關係有其自身的特點。事實上,這種要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普遍而又強烈的內驅力,或許是我們人類的一種本性。研究者發現,如果我們要正常地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在長久而關愛的親密關係中經常與伴侶愉快地交往(Baumeister & Leary,1995)。在親密關係中包含有人的歸屬需要(need to belong),如果這種需要得不到滿足,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

歸屬需要使「我們與親密之人正常的社會交往」變得必不可少(Baumeister & Leary,1995,p.501)。為滿足歸屬需要,我們努力與他人建立和維持親密的人際關係,我們還期待與那些瞭解、關心我們的人交往和溝通。個體需要的親密關係無需太多,幾個便可。歸屬需要得到滿足後,我們建立人際關係的內驅力就會降低(因而人際關係的質量比數量更重要)。歸屬需要也和我們伴侶是誰並無太大的關係,只要他們能給予我們持續的關愛和包容,我們的歸屬需要就能得到滿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親密關係終結,我們也往往能找到替代伴侶(儘管新人和舊人有很大的差別),而且能滿足我們的歸屬需要(Spielmann et al.,2011)。

人際關係建立後會令人輕鬆愉悅,而要解除已有的社會聯繫則會遇到重重阻力,

這六個方面未必全部出現在親密關係中,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單獨出現於親密這都可以佐證上述觀點。的確如此,當我們珍視的人際關係出現危機時,我們往往會魂不守舍,進而變得癲狂癡迷,這充分表明親密關係對我們的重要性。歸屬需要的力量還表現在,當人們長期處在極度孤單的狀態時,會表現出強烈的緊張應激反應(Schachter,1959);任何對親密關係構成威脅的事物,都讓人難於接受(Leary,2010a)。

實際上,歸屬需要最有力的證據是:針對親密關係的生理益處所進行的研究。一般而言,具有親密關係的人較之單身生活的人更幸福、健康、長壽(Koball et al.,2010)。握住愛人的手就能減弱人們面對威脅情境時的腦反應(Coan et al.,2006),只要看看愛侶的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麼強烈(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納和支持我們時,甚至傷口都能更快地癒合(Gouin et al.,2010)。相形之下,缺乏親密關係可能會導致各種健康問題(Cohen,2004)。當大學生孤獨無伴時,免疫反應會變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Pressman et al.,2005)。縱覽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愛人都很少的人,比有充滿關愛的親密伴侶的人死亡率高得多;一項歷經9年的大規模縱向研究發現,缺乏親密關係的人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3倍(Berkman & Glass,2000)。失去已有的伴侶關係也對人有害:老年人在喪偶的最初幾個月內與婚姻持續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死亡(Elwert & Christakis,2008)。

親密關係的質量還會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Kim & McKenry,2002)(參見圖1.2)。久而久之,那些能與關心自己的人愉快相處的人與缺乏這種社會聯繫的人相比,前者對他們的生活更為滿意(Nezlek et al.,2002)。在全世界,那些結婚並維持婚姻的人一般比缺乏親密關係的人更加幸福(Diener et al.,2000)。當然,快樂滿意的伴侶關係與不快樂的伴侶關係相比,前者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然而,即使伴侶關係並不幸福,大多數有伴侶的人仍覺得自己比完全的孤家寡人要充實得多(Dush & Amato,2005)。一些問題如抑鬱、酗酒、飲食障礙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擾那些缺乏社會交往的人(Segrin,1998)。乍看起來(第2章詳述),這些研究結果並不必然表示膚淺、虛浮的人際關係就會引起這些心理問題,畢竟易患精神分裂症的個體也許從一開始就很難與他人建立和保持親密關係。儘管如此,親密關係的缺乏看來不僅會引起這些問題,也會使之更加嚴重(Eberhart & Hammen,2006)。總的說來,我們的幸福感看來取決于歸屬需要的滿足程度。

為什麼我們這樣強烈地需要親密關係?為什麼我們是如此社會化的動物?可能的解釋是:歸屬需要是人類長期演化的產物,逐漸成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這種觀點的邏輯在於,由於早期人類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裡,生存環境惡劣,到處是長著獠牙利齒的猛獸。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養育後代的成功率上更低。這種環境下,與他人建立穩定持續而充滿關愛的人際關係的個性傾向就具有演化學上的適應意義,擁有這些個性傾向的早期人類,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結果人類的特質也緩慢地演化為:十分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並極力尋求他人的認同和親密接觸。雖然這種觀點啟發了我們對人類自身的現代行為進行反思(本章稍後會進一步探討),但必須承認這只是一種猜測。無論這種演化論的假設是否完全正確,毫無疑問今天幾乎所有人都十分關注自己與他人依戀關係的質量。如果我們的生命缺乏親密感情,我們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身心疾病。眾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需,但歸屬需要卻表明親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Kenrick et al.,2010)。

圖1.2 滿意的親密關係與壽命

下面我們要考察在滿足歸屬需要時,主要有哪些因素決定我們構建的人際關係。就從親密感情內在的歸屬需要的對立面開始吧:即不斷變化發展的文化,它是規範親密關係的社會標準。

文化的影響

如果沒有智能手機、臉譜網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遙遠的古代。其實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時我們的祖輩正決定是否結婚。當時美國人通常20歲剛出頭就已經結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歲,男性不到23歲。[1]沒有結婚人們不會同居,因為大家都這樣。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譚;1960年代美國出生的兒童中,95%兒童的父母都已結婚。成家後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數媽媽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學前媽媽也許整天待在家裡撫養孩子,當時大多數媽媽都這樣。而他們的孩子(即你的父輩)在成長過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

現在的情況大不一樣了。近幾十年親密關係的文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確,即使祖父輩對今天文化景觀的變化感到震驚,我們卻習以為常。看看當今的美國社會:

● 越來越少的人結婚成家。1960年代幾乎所有的人(94%)都結過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選擇不結婚。人口統計學家預測目前只有85%的年輕人可能會結婚(而這一比例在歐洲甚至更低[Cherlin,2009])。算上分居、離異、喪偶和從未結婚的美國成人,只有約一半(52%)的人目前處在婚姻狀態(Mather & Lavery,2010)。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 結婚的年齡越來越大。現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超過26歲,男性超過28歲,這在美國歷史上也是結婚最晚的年齡了(Jayson,2010)。這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結婚年齡大了許多(見圖1.3)。許多美國人(46%)到了35歲左右仍未結婚。

● 人們即使沒有結婚也常住在一起。在1960年未婚同居非常罕見(只有5%),現在卻很普遍。你的大部分同學(超過60%)在婚前都曾有過同居行為(Roberts,2010)。

● 人們常常未結婚便養育子女。這在1960年代很少發生,當時美國出生的嬰兒中只有5%是由未婚媽媽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現象,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況就不一樣了,2009年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中41%是由未婚媽媽生育的,這也創了歷史新高(Taylor,2010)。未婚生育的比例在北歐和西歐甚至更高(Haub,2010)。

圖1.3 美國人初婚的平均年齡

與以前相比,美國人初婚的年齡越來越大。

● 近一半的婚姻以離婚告終。離婚率現在比我們祖父輩時高出兩倍。近年來具有大學學歷的夫妻離婚率已經緩慢下降(這對於正在閱讀這本書的你可能是好消息),但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離婚率仍然很高,並未下降(Cherlin,2010)。2009年美國離婚數量是結婚數量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並非所有持續的婚姻都幸福,因此對美國新婚夫妻前景較準確的估計是,他們更有可能面臨離婚,而不是白頭偕老。[2]

● 許多兒童(40%)在12歲之前都生活在單親家庭裡(Taylor,2010)。由於高離婚率、同居和未婚生育,許多美國兒童看到各色成人加入和離開他們的家庭(Cherlin,2010)。

● 大多數學齡前孩子的媽媽都外出工作。在1960年代,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媽媽們在孩子入學前整天在家帶孩子,但現在這樣做的母親只有40%(Taylor,2010)。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可能全職在家整天照料小孩。

這些巨大變化表明:某些普遍的觀念(比如婚姻和養育後代在我們人生中的作用)近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幾何時,人們高中畢業後幾年之內就會結婚,無論婚姻幸福還是痛苦,人們往往與原配廝守到老。懷孕的年輕人覺得必須結婚,未婚同居是「傷風敗俗」的。現在的觀念卻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種選擇,哪怕孩子就快要出生了。越來越多的人把婚期推遲,甚至乾脆不結婚。即便是已婚人士,也不太可能把婚姻視為畢生神聖的承諾(Cherlin,2009)。總的來看,近些年來文化規範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鼓勵人們邁入婚姻、白頭偕老(Amato et al.,2007)。

與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與新娘的年齡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更可能兼顧事業和家庭。

圖1.4 不同同居時間的結果

圖片顯示的是對美國2 746名同居情侶歷時5年的追蹤研究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同居情侶結婚的可能性逐漸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卻不降低;同居5年後,結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轉變率表示同居情侶每個月分手或結婚的百分比。數字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個月情侶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會逐月增加,最終變得很大。)

資料來源:Wolfinger,2005.

文化規範的這些變化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標準是人們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石(Acitelli et al.,2011),它影響著人們對人際關係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際關係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現象來說,現在許多高中生認為情侶未婚同居是個「好主意」,因為他們能據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處」(Bachman et al.,2001)。這種態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現在大多數年輕人在結婚之前的確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們並沒有切實的結婚計劃,未婚同居並不能確保隨後的婚姻幸福美滿;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離婚的危險(Jose et al.,2010),原因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侶彼此的承諾一般不如已婚夫妻,畢竟同居情侶還有選擇的機會(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侶比已婚夫妻經常面臨更多的問題和不確定性(Hsueh et al.,2009)。他們往往會遭遇更多的衝突(Stanley et al.,2010)、嫉妒(Gatzeva & Paik,2011)、出軌(Thornton et al.,2007)和身體攻擊(Rhoades et al.,2009a),所以同居與婚姻相比,往往充滿變數,前景難料。故而,人們同居的時間越長,對婚姻的熱情越低,越容易離婚。我們先看看圖1.4:隨著時間的推移,同居情侶結婚的可能性逐漸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卻不下降;同居5年後,分手和繼續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則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長,離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inger,2005])。總的說來,草率同居原本用來測試伴侶能否和睦共處,卻好像會損害人們對婚姻的積極態度和維持婚姻的決心,這種態度和決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情侶如果已經訂婚,準備結婚,這些有害的同居效應相對輕微,但即使伴侶已經訂婚,未婚同居也有一定的危害性(Jose et al.,2003)。故而,儘管同居很流行,人們普遍把同居當成「試婚」,但這是越來越少的人結婚,越來越少的婚姻能持續(與1960年代相比)的原因之一。[3]

親密關係變化的根源

所以,支配親密關係的規範已經不同於上一代人的規範,原因很多。影響因素可能涉及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工業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納單身、包容離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2001),而全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財政資源的充裕,足以讓人們變得更為獨立,與過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結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經濟的衰退也有明顯的影響。隨著更多的情侶為節省金錢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數明顯增加(Yen,2010c),但結婚率在赤貧人群中卻在下降,沒有穩定的收入人們並不願意結婚(Yen,2010b)。

近年來,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徵——個人主義(支持自我表現,重視個人成就)也變得愈發突出(Twenge & Campbell,2010)。(比如,美國人現在更可能給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見的名字以引人注目[Twenge et al.,2010]。)可以想見,這種對自我實現的重視會讓我們期望從親密關係中獲取比上一輩更多的東西——更多的快樂和享受,更少的麻煩和付出。而與上一代不同(他們往往會「為了孩子」而勉強生活在一起),我們只要對婚姻不滿意,就會理直氣壯地結束夫妻關係,重新追求滿意的親密關係(Cherlin,2009)。相形之下,東方文化更倡導集體主義的自我感,人們與家庭和社會團體的聯繫更為緊密。集體文化國家(如日本)的離婚率比美國低得多(Cherlin,2009)。

新科技也會影響親密關係。現代生殖技術(如人工授精、體外受孕)能讓婦女在還未與孩子的父親謀面之際,就能從醫院的精子庫中授精,獨自生育後代(Ali,2007)!婦女還能掌控生育,只在她們願意時生小孩,美國婦女養育兒童的數量也比過去要少。美國家庭中兒童的數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現代通訊科技也改變了人們親密關係交往的方式,參見專欄1.1:「哥們,為什麼你在臉譜網上還是單身?」[4]

然而,影響人際關係規範更重要(但卻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對數量。男多女少的社會和女多男少的社會往往有著不同的人際關係標準。描述文化這種特性的指標就是性別比率(sex ratio),計算方法很簡單,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對應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別比率高,則男多女少;如果性別比率低,則男少女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使美國的性別比率在1960年代末從高峰跌到低谷。戰後每年出生的嬰兒逐年增加,這意味著當這些「潮流中的嬰兒」進入成年期後,比青年女性稍大點的青年男性的數量變少,性別比率就下降。不過,當出生率逐漸下降,出生的嬰兒數量減少,他們長大後,青年女性的數量比稍大點的青年男性的數量要少,所以美國的性別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後,「嬰兒潮」中長大的父母有相對穩定的生育率,從而使適婚男女的數量持平。

人們可能意識不到性別比率變化的重要性。高性別比率的社會(女性較少)傾向於支持老式、傳統的兩性性別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內,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養家。這種文化形態在性生活上也相對保守。理想的新娘應該是處女,未婚先孕讓人蒙羞,公開同居幾乎絕跡。婦女更早結婚(Kruger et al,2010),離婚不受歡迎。相形之下,低性別比率的社會(男性較少)則傾向於顛覆傳統,也更為寬容。鼓勵婦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許(雖不提倡)婚外性關係的存在。如果不慎懷孕,成為未婚媽媽也無可厚非(Harknett,2008)。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這種基本模式卻是貫穿整個歷史的(Guttentag & Secord,1983)。古羅馬時代性別比率低,以驕奢淫逸而聞名。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性別比率高,以貞潔守禮而著稱。美國喧囂的20世紀20年代性別比率低,是隨心所欲、恣意尋歡的十年。那麼出現「性解放」和「女權運動」的20世紀60年代晚期,性別比率高還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際關係專家認為這種文化波動並非偶然現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們看來,社會規範的演變總是要滿足那些掌握經濟、政治和法律權力的強勢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強勢人群是男性。因而,當男女數量發生變化時,人際關係的規範總是向著有利於男性的方向變化。

這種假設很大膽,畢竟近幾十年來美國婦女的地位提高了許多,對此誰都無法否認。現在仔細推敲一下這個假設。當性別比率居高時,婦女稀缺。假若某男幸運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當然想長相廝守。方法之一是鼓勵該女子成為家庭主婦,從而使她在經濟上要依賴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對離婚(這正是20世紀60年代的情形)。反之,當性別比率偏低,婦女過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個女人拴住。這樣,婦女就得工作,推遲結婚,不滿意的話還可方便地離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人際關係規範顯著改變的原因,可部分歸結於性別比率的劇烈變化。的確,我們已經看到了1990年代末期高性別比率對美國的影響。從1967到1980年,美國的離婚率翻倍增長,此後逐漸走緩,甚至略有下降。政客們又開始關注「家庭價值觀」。因為現在適婚男女的人數大致相等,文化的鐘擺又搖擺於1980年代的放縱狀態和60年代的禁錮狀態之間。

必須指出,性別比率影響過程(即人際關係規範的變化偏利於男性)的假設只是一種猜想。然而,社會文化中的兩性比例和人際關係規範的確存在粗糙卻真實的關聯,這也是文化影響人際關係的有力佐證。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期望和接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地區的標準。

個人經歷的影響

人際關係還受到個體經歷和經驗的影響,最好的例子就是對人際關係總體取向有重大影響的依戀類型(attachment styles)。發展心理學家(如Bowlby,1969)很早就發現,嬰兒對其主要照料者(常為媽媽)的依賴表現出不同的模式。人們普遍認為,某些嬰兒只要飢餓、尿床和受到驚嚇,就能發現馬上會得到悉心的照顧和呵護。嬰兒哭喊時,慈愛的照料者總是如約而至,得到此種呵護的小寶貝們就能舒心地依賴他人,覺得他人可以信任,能從別人那裡獲得安全和友善。結果,這些兒童就發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戀:他們快樂地與他人交往,很容易與他人發展出輕鬆信任的人際關係。

其他嬰兒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對孩子的照料無法預測而且並不持續,照料者有時熱情關注,有時卻心不在焉、焦急煩躁,有時根本就不出現。這些孩子就會對他人產生焦慮、複雜的情感,這種依戀類型就是焦慮—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這些孩子由於不能確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時會回來關照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就會變得緊張和過分依賴,表現出對他人的過分貪求。

最後第三組嬰兒的照料者在關照孩子時,帶著拒絕或敵對的態度勉強為之。孩子就會認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與他人的關係上畏縮不前,表現出迴避型(avoidant)依戀。迴避依戀型的孩子經常懷疑和遷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親密的人際關係。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認為早期的人際經驗會影響個體後來人際關係的發展進程。的確如此,孩子依戀類型的差異表現得如此涇渭分明,所以依戀過程成為研究的熱點。當兒童面對危險的陌生環境時,安全型的兒童會跑向媽媽,很快安靜下來,然後開始勇敢地探索陌生的新環境(Ainsworth et al.,1978)。焦慮—矛盾型的兒童則會大哭大鬧,緊緊抱住媽媽,完全不顧父母的安全保證。而迴避型的兒童往往躲開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離,即使在害怕時也不願意發生親密接觸。

孩子表現出的這些依戀類型生動鮮明,但直到研究者(Hazan & Shaver,1987)發現成人在處理親密關係時也會表現出類似的反應方式,依戀類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際關係研究者的注意。他們的一項研究(Hazan & Shaver,1987)調查了美國丹佛市《落基山新聞報》的讀者,發現大多數人認為依賴他人是輕鬆愉悅的,即他們的親密關係是安全型的。但是約40%的人認為自己不安全,他們要麼很難信任和依賴伴侶,要麼十分擔心自己的親密關係能否持續。此外,受訪者還要報告童年經歷和目前對親情、愛情的態度,結果表明這些和他們的依戀類型是一致的。安全型的人一般對自己和他人都有積極的看法,記憶中父母也是充滿愛心、提供支持的人。相反,不安全類型的人認為他人不靠譜或不能信任,記憶中的父母也是矛盾或冷漠的。

隨著這些具有啟發性的研究結果的公佈,依戀研究迅速成為人際關係科學最熱的研究領域之一(如Cassidy & Shaver,2010)。研究者很快發現,成人有四種而非三種依戀模式。人際關係專家巴塞洛繆(Bartholomew,1990)指出,人們避免和他人親密接觸,有兩種不同的原因。一種情況是人們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對他人戒心重重,害怕被人拒絕和欺騙。另一種情況是人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喜歡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願意與他人發生緊密的依戀關係。

因此,巴塞洛繆認為成人有四種依戀類型(見表1.1)。第一種安全型(secure),和兒童的安全型依戀完全相同。第二種癡迷型(preoccupied),是巴塞洛繆給焦慮矛盾型的新名稱,因為這種類型的人若要感覺心安,就得過分地依賴於他人的讚許,所以他們過度地尋求認同,沉溺於人際關係,擔心關係破裂。

表1.1 巴塞洛繆提出的四種依戀類型

資料來源:Bartholomew,1990.

第三和第四種依戀類型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迴避型」。恐懼型(fearful)的人因為害怕被拒絕而極力避免和他人發生親密關係。雖然他們希望有人喜歡自己,但更擔心自己因此離不開別人。相反,疏離型(dismissing)的人認為和他人發生親密關係得不償失。他們拒絕和他人相互依賴,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歡自己。

現在普遍認為可以在兩個維度的基礎上區分這四種依戀類型(Fraley et al.,2000)。首先,人們在迴避親密(avoidance of intimacy)的程度上有差別,這會影響人們接納相互依賴的親密關係的難度和信任程度。在親密關係中感到舒心和輕鬆的人,迴避親密的程度就低;而與伴侶親密接觸時煩躁不安的人,其迴避親密的程度就高。其次,人們還在憂慮被棄(anxiety about abandonment)的程度上有差別,即害怕他人認為自己沒有價值而遠離自己。安全型的人在與他人親密接觸的過程中非常安心,不會擔心別人會苛刻對待自己;因而能積極快樂地尋求親密、相互依賴的人際關係。相形之下,其他三種類型的人充滿焦慮和不安,在親密關係中如坐針氈。癡迷型的人渴望親密接觸但害怕被拒絕。疏離型的人並不擔心被拒絕,但卻不喜歡親密接觸。至於恐懼型的人則兩者兼而有之,在親密關係中坐立不安又擔心親密關係不能長久(見圖1.5)。

需要注意,迴避親密和憂慮被棄這兩個依戀維度能由低到高連續變化。這就意味著,雖然我們能很方便地討論依戀類型的差異,好像它們不會重疊,是分離、純粹的類別,但實際上並非如此(Fraley & Waller,1998)。當要求參與者從表1.1中選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戀類型時,大多數人(通常60%左右)認為自己是安全型依戀(Mickelson et al.,1997)。[5]然而,如果有人在迴避親密和憂慮被棄兩個維度上都表現出中等水平,應該歸入哪種依戀類型呢?對於憂慮和迴避都適中的人,套用上述四種依戀類型的任何一種都是不適合的。

所以不要絕對化地理解圖1.5所示的依戀類型。應該這樣來理解依戀的複雜性:存在憂慮和迴避這兩個重要因素,它們塑造了人們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的全部適應性行為(測量憂慮和迴避程度的問卷見60頁的專欄2.3)。這兩個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較任一維度上的高分和低分人群,就會發現他們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差別很大。的確,最近的依戀研究(如Birnie & Lydon,2011)不再簡單地把人們分為安全、癡迷、恐懼或疏離四種類型,而是給出人們在憂慮和迴避兩個維度中的相對位置。

圖1.5 依戀的雙維度圖

儘管如此,把依戀類型分為四類簡單明瞭,所以仍廣泛沿用,深入人心。在1990年之前,研究者只探討三種依戀類型:安全型、迴避型和焦慮矛盾型。現在則一般認為存在四種依戀類型,但不會認為它們是沒有任何共同點的對立類別,而是視為稱呼不同憂慮和迴避分數組合的便利標籤。依戀風格差異最大的地方或許表現在「安全型」和不安全類型的人(高憂慮被棄或高迴避親密的人,或兼而有之)。現在的重點是,依戀類型看似是人們對人際關係的適應行為,這種適應大部分是從與他人交往的經驗中習得的。我們帶入新的人際關係的癖好和觀點,部分來自於與以前伴侶的交往經歷,這是人際關係適應行為最好的例證。

下面我們來仔細分析人際關係的適應行為。任何人際關係都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這也是本章的主題——嬰兒和成人的行為表現都會反過來影響到對方對待自己的行為,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比如,父母都知道嬰兒天生具有不同的氣質和喚醒水平。有些新生兒具有輕鬆快樂的氣質,有些則好動鬧騰。個性和情緒性的天生差異也使兒童的養護難度高低有別。因此,嬰兒獲得的養護水平部分地取決於兒童自身的個性和行為;這樣,依戀類型受到個體與生俱來的特質影響,基因塑造了我們的依戀類型(Picardi et al.,2011)。

然而,我們的經驗在塑造之後的依戀關係上甚至起著更大的作用。父母對我們接納或拒絕的程度在很早就有巨大的影響(Rohner & Khaleque,2010)。懷孕時快樂的准媽媽與焦慮矛盾的准媽媽相比,前者的孩子在1年後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戀(Miller et al.,2009)。嬰兒出生後,悅納親密、夫妻和睦的媽媽一般能成為周到體貼、充滿愛心的照料者(Seluck et al.,2010),故而安全型的媽媽往往有安全型的孩子,而不安全型的媽媽則往往也有不安全型的孩子(Holman et al.,2009)。不過,即使嬰兒天生難纏、易怒,如果訓練媽媽們養護嬰兒時的敏感性和回應性,她們的孩子則比沒有接受類似訓練的媽媽們的同類孩子更可能表現出安全型依戀(van den Boom,1994)。媽媽對兒童依戀類型的影響在學前期之後仍未結束(Berant et al.,2008)。7年級的少年接受的養護能預測他們成年後在愛情和友誼中的行為表現;父母給予關愛和支持的少年在數年後對待戀人和朋友更加熱情(Cui et al.,2002)。毫無疑問,年輕人把從家中學到的經驗運用到了以後的人際關係上(Zayas et al.,2011)。

然而,我們並不會被動地受童年經驗的束縛,因為依戀類型不斷地受到我們成人後經歷的影響(Zhang,2009)。依戀類型既然是習得的,就可能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依戀類型的確會發生新的改變(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絕的分手會讓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膠似漆的戀情也能慢慢讓迴避親密的人不再懷疑和戒備親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兩年之內,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戀類型可以發生實質性變化(Davila & Cobb,2004)。

儘管依戀能改變,但它們一旦確立後,既穩定又持久,並影響人們新建立的人際關係,加強已有的行為傾向(Scharfe & Cole,2006)。例如,恐懼型的人如果堅持孤僻,迴避相互依賴,就可能永遠不會發現有些人可以信任,不會發現親密可以令人心安,這又加重了他們的恐懼型依戀。如果沒有大起大落的新經歷,人們的依戀類型可以持續數十年(Fraley,2002)。

所以,我們對緊密關係性質和價值的總看法,看來是由我們體驗到的親密關係的經驗所決定的。我們幼時對人際交往價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觀念,起源於我們與照料者的交往,由於運氣的好壞,我們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懼的親密關係之路。這段歷程永遠不會停止,同行者隨後給予的阻礙或幫助會改變我們親密關係的方向和進程。視乎人際交往經驗的不同,我們習得的依戀類型既可隨時間發生變化,也可永久保持穩定。

個體差異的影響

依戀類型一旦形成,就決定了人們與他人交往時顯示出的獨特個體特徵。每個人都是由不同的經驗和特質組合而成的獨特個體。這些經驗和特質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這些差異影響了我們的親密關係。例如在愛情關係中,情侶雙方某些依戀類型的匹配可能比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說,更讓人滿足和穩定(Jones & Cunningham,1996)。假若癡迷型的人愛上了疏離型的人,就產生了依戀類型的不匹配。癡迷型的人會因對方的感情疏遠而氣餒,而疏離型的人則會因對方的依賴和干涉而煩惱。雙方都不如與安全型的愛人相處時輕鬆。

一點也不奇怪,我們與某些人相處融洽,而與另一些人則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這一點。下面我們將從兩個方面探討這一簡單事實背後的原因。首先,我們將探討個體差異的本質,這種個體差異常常是漸進微弱的而不是突然劇變的。然後,我們要闡明個體差異如何影響親密伴侶的行為。我們將重點考察四種不同類型個體差異:性別差異、性認同差異、人格差異和自尊差異。

性別差異

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就與眾不同。你在閱讀一本人際關係科學的學術著作,大多數人可能不會這麼做。這可能也是你讀到的人際關係科學第一本嚴謹的教材,所以你需要正視(能改正最好)你對親密關係中男女行為差異所持的刻板印象。

這或許並不容易。我們都習慣性地認為男女兩性處理親密關係的方式各異,正如暢銷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作者所言: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不一樣。他們不僅在交流方式上不同,而且在思考、感受、感知、應答、反應、示愛、需要以及欣賞等方方面面也全不一樣。他們似乎來自不同的行星,說著不同的語言,汲取不同的營養(Gray,1992,p.5)。

天啊,男人和女人看上去是兩種不同的動物,難怪男女關係存在這麼多問題!

然而實際情況更為複雜。人類特質變化的範疇很廣,(在多數情況下)如果把擁有某種特質或能力的人數畫成圖,就得到一條獨特的曲線即正態曲線。正態曲線描述了某種特質在特定水平上的人數。正態曲線的特點有二:第一,大多數人的才華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第二,大多數特質的極端水平,即過高或過低的特質,都十分罕見。拿身高來說,特別高或特別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動。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正態曲線?因為一般人對男女兩性的認識都存在刻板印象,把兩性在興趣、風格和能力上的差別過度誇大了。比如,認為男性比女性更對性事感興趣(見25頁專欄1.3)。人們對兩性形象的認識更類似於圖1.6描述的情形:兩性之間的平均差異很大,幾乎沒有共同點。但儘管有所謂「火星」和「金星」的刻板認識,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第9章我們會發現,男人平均起來比女性有更高的性驅力。但是實際的性別差異卻如圖1.7所示:兩性之間的興趣和才能重合的程度很大(Hyde,2007)。

圖1.7的3張圖片分別展示了研究者認為的較小、中等和較大的性別差異。從形式上看3張圖的統計d值不同,d值是表示組間差異大小的指標。[6]在性態度和行為上,圖A代表男女兩性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年齡(男性一般比女性小一點);圖B代表男女兩性手淫的頻次(男性比女性手淫次數更多);圖C代表實際上並不存在、假設的較大性別差別。最近有項大數據研究分析人類的性行為,涉及87個國家共1 419 807名參與者,結果在男女兩性的性態度和行為上並沒有發現任何如圖C所描繪的那麼大的差異(Peterson & Hyde,2010)。非常明顯,這些實際生活中的例子和圖1.6所描繪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更具體地說,這些例子揭示了心理學上關於兩性差異的三個重要觀點。

圖1.6 想像中的性別差異

通常人們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認為兩性差異非常大,男性和女性在處事風格和興趣愛好上沒有重合之處。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圖1.7 實際上的性別差異表現為有重合的正態曲線

這3張圖分別描繪了較小、中等和較大的性別差異。(為簡便起見,假定兩性在橫坐標上的態度和行為變化範圍是一樣的,現實中並非總是如此。)

● 有些兩性差異的確存在,但非常小(不要被專業的術語誤導,研究者提及的「顯著的」性別差異通常指「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就是說差異在數字上是可靠的——但差異或許根本不大)。本書中談到的兩性差異,幾乎全部是較小到中度程度的差異。

● 兩性性別內的行為和觀點差異通常遠大於兩性之間的平均差異。男性較女性更能接受隨意、短暫的性關係(Peterson & Hyde,2010),這未必表示所有男性都喜歡隨意的性關係。有些男人喜歡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但也有些男人根本不喜歡這樣做,這兩組男性在性生活上的相似程度遠不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換句話說,儘管在性放任上存在兩性差異,一位非常性放任的男人與女性性放任的平均水平的差別,遠低於他與另一位性保守的男人在性放任上的差別。

● 由於兩性的行為和觀點在正態分佈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別中也有許多人的得分高於另一性別的平均得分。在中等程度的性別差異上(男性高於女性,d值為0.5),仍有三分之一女性的得分高於男性平均水平。這就意味著,假如你要尋找性放任的傢伙,不要因為聽說「男人比女人在性上更放縱」就只找男性;你應該找性放任的個體,其中許多是女性,儘管兩性之間存在差別。

歸根結底,由於兩性之間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際關係科學研究的許多維度和方面,其相似性遠大於差異性(Hyde,2007)。其實,「性別差異」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因為它只強調兩性之間的差異性,而忽略相似性,這容易使人產生錯誤的認識。所以,宣揚男人和女人來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誤導人,因為它根本就不對。「研究不支持男人和女人來自不同文化的觀點,更別提來自不同的世界了」(Canary & Emmers-Sommer,1997,p.6)。根據你在本書中接觸到的嚴謹的人際關係學,更精確的說法是「男人來自北科州,女人來自南科州」(Dindia,2006,p18),或者正如我們某天看到的汽車貼紙所寫:「男人來自地球,女人也來自地球,好好相處吧!」

所以,親密關係中的性別差異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般重要和有影響。但既然你讀到了這本親密關係的嚴謹著作,你就需慎重地思考併合乎理性地解釋性別差異。有些性別差異很有意思,有時還很重要,它們是人際關係的重要方面,接下來的幾章我們逐一介紹。但性別差異是以兩性之間更多的相似性為前提而存在的,與整個人類的變化幅度相比,性別差異算不上太大。也許,我們需要做更多工作並進行更複雜和精確思考的應該是個體差異,而非性別差異。個體差異才是影響人際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無論男女,人們在很多方面彼此各異(例如依戀類型),這些差異一般都比性別差異更能影響人際關係。

性認同差異

我要對人際關係條分縷析,進一步區分親密關係中的性別差異和性認同(gender)差異。確切地講,性別差異指的是源自身體的兩性生物性差異。相反,性認同差異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兩性在社會性和心理上的差異,或者叫社會性別(Wood & Eagly,2009)。例如,養育子女後,女性為母親,男性為父親,這就是性別(生理)差異;但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有愛心,更關心孩子的社會共識,則反映的是一種性認同差異。許多男性和女性一樣充滿柔情、富有愛心地關心下一代,但如果我們希望和鼓勵女性成為兒童的主要照料者,那麼我們就會在養育風格上人為地製造文化上的性認同差異,這種性認同差異並非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認同的差異殊為不易,因為加諸於男性和女性的社會期望、教育訓練和他們的生物學性別差異常常混淆在一起(Wood & Eagly,2010)。例如,因為女性能哺乳而男性不能,所以人們往往以為半夜為新生兒哺乳的一定是媽媽,而且媽媽肯定比爸爸做得好,即便嬰兒吃的是奶粉,只需要把奶瓶放到微波爐加加熱!要分清生物和文化在塑造我們的興趣和能力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容易。儘管如此,區分性生理和性認同兩者的差別仍很重要,因為兩性間的性認同差異大部分是在成長過程中習得的。

性認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別角色(gender roles),即社會文化所期待的男女兩性應有的「正常」行為模式。男人當然應該有「男子氣」,他們應該自信、獨立、果敢、能幹、好強。女人就應該有「女人味」,熱情、敏感、多情、友善。大多數人都認為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兩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獨特社會行為(Kite et al.,2008)。然而遺傳在決定人們自信或友善的傾向時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為是後天習得的(Cleveland et al.,2001;Lippa & Hershberger,1999)。文化的影響持續而廣泛,它通過社會化和榜樣學習(而非生物學上的性別差異),促使我們期待所有的男性都應該有陽剛之氣,所有的女性都應該溫柔細膩(Reid et al.,2008)。

然而,刻板印象並不像你認為的那般符合現實中的人;只有一半人的特質剛好符合性別角色期望(Bem,1993)。相當多的人(約35%)並不是完全的「男子氣」或「女人味」,他們既自信又熱情,既敏感又獨立。這些人同時擁有傳統上認為應該屬於男性和女性的特質,因而被稱為雙性化(androgynous)。如果雙性化這種說法看起來彆扭,那可能是由於過於僵化地使用詞彙:表面上看,「男子氣」和「女人味」不可能同時並存。實際上,由於這些詞語容易使人誤解,研究者常用其他詞彙來代替。把與任務有關的「男子氣」的才能稱為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質,把與社交和情感有關的「女人味」的技能稱為表達性(expressive)特質。這兩類特質在同一個人身上出現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雙性化的人可能是這樣一個人:在職場激烈的薪酬談判中能有效而強悍地捍衛自己的利益;但回家後又能細膩而溫柔地安慰剛剛失去寵物的孩子。大多數人只擅長一種技能,在一種情境下顯得游刃有餘,另一種情境下就不會那麼輕鬆。而雙性化的人在兩種情況下都能駕馭自如(Cheng,2005)。

實際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達性視為男性和女性都擁有的兩組能高低變化的不同技能(Choi et al.,2007)。看看26頁的表1.2,傳統的女人表達性高而工具性低,她們熱情友好,但不夠自信主動。符合傳統期望的男人應該具有高工具性、低表達性的特質,他們是堅忍而強悍的鐵血真漢子。雙性化的人具備工具性和表達性兩種特質。剩下的人(約15%)要麼具有在傳統上屬於異性的技能(稱為「跨類型」),要麼缺乏這兩組技能(稱為「未分化」)。在雙性化、跨類型和未分化各類型內的男女比例大體相當,所以就性別差異而言,把兩性視為具有不同特質的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既簡單化又不準確(Bem,1993)。

不管怎樣,人際關係的研究者都特別關注性認同差異。因為正是這些差異「實際上造成了許多不和諧」,最終導致人際關係失敗,而不是讓兩性關係變得更融洽(Ickes,1985,p.188)。從相遇的那一刻起,傳統的男性和女性並不如雙性化的人那樣欣賞和喜歡對方。在一個經典實驗中,研究者(Ickes & Barnes,1978)把男女配成對,一種條件下配對的男女都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另一種條件下配對的雙方至少有一位是雙性化的。介紹兩人認識後,他們有5分鐘的時間在房間單獨相處。研究者秘密地錄下了這段時間雙方的交往過程。結果令人吃驚,傳統型的男女雙方很少說話,很少注視對方,甚至看不到笑容,事後報告喜歡對方的程度也沒有其他配對高。(請想一想:從行為方式來看,男子氣十足的男性和女人味濃厚的女性有哪些共同點?)如果雙性化的男人遇上傳統型的女人,或雙性化的女人遇上傳統型的男人,或者兩個雙性化的男女碰到一起,他們都比兩個傳統型的男女相處更為融洽。

表1.2 性別角色

更重要的是,傳統型夫婦的這些缺憾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對婚姻滿意度的調查發現,堅持傳統刻板性別角色的夫婦一般不如非傳統的夫婦婚姻幸福(Helms et al.,2006)。剽悍大丈夫和溫柔小女人因為在處事風格和才幹能力上差別很大,他們往往並不如那些不太傳統、不太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夫婦幸福快樂(Marshall,2010)。

對此無需大驚小怪。人們一旦投身於親密關係之中,都期望得到關愛、溫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達性低的人(不怎麼熱情、溫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現出熱情和溫柔;也不怎麼充滿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長期來看,與表達性低的人結婚就不如與那些更敏感、貼心和友善的人結婚過得滿意(SteinerPappalardo & Gurung,2002)。因此,屈從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對男人是一種傷害,剝奪了他們本可成為更好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個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務導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適應能力強(Stake & Eisele,2010)。在「應對事務」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通常自我感覺良好(Reis et al.,2000)。所以,屈從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對女人也是一種傷害,剝奪了她們可能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能。傳統性別角色也讓女人少賺金錢。在全世界,傳統型女人比上班的女人收入低(Stickney & Konrad,2007)。

這一切都表明,工具性和表達性都是有價值的特質,幸福、適應能力強、有效率和心理健康的人士通常都同時擁有這兩組技能(Stake & Eisele,2010)。詳而言之,那些擁有滿意、幸福伴侶的理想夫妻,他們的工具性和表達性通常都很高(Marshall,2010)。在實際生活中,如果人們可以選擇的話,大多數人更喜歡雙性化的戀人或配偶,而不是完全男子氣或完全女人味的戀人或配偶(Green & Kenrick,1994)。

然而諷刺的是,人們往往會給那些不完全符合「恰當」性別角色的人很大的壓力。婦女如果表現得如男人那般好強、自信,很容易被人認為霸道、無禮和「不像個女人」(Parks-Stamm et al.,2008),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受到性騷擾(Berdahl,2007)。然而,如果性別角色期望有什麼性別差異的話,那就是對男性的性別角色期望比對女性更為嚴格(Vandello et al.,2008)。女孩像個假小子,大家都不會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男孩子娘娘腔十足,大家就會很擔心了(Sandnabba & Ahlberg,1999)。美國社會的性別角色的變化雖然緩慢,但的確在改變,尤其是每一代的新生女性都變得更加具有工具性(Twenge,2009),年輕人也逐漸變得更加男女平等,對男女性別角色的看法也不那麼傳統了(Bryant,2003)。但無論如何,即使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們的潛能,甚至有時候還是錯誤的,但它仍將持續地存在。今天我們仍期望和鼓勵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達性(Heilman & Wallen,2010),這些性別角色期望正是使親密關係變得錯綜複雜的重要因素。

工具性、男子氣的人在向他人提供熱情、細膩的感情支持時、往往感到不自在

資料來源:Re printed with pen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

人格

人們之間的某些重要差異(比如依戀類型和性認同差異)會受經驗影響,歷經歲月會發生變化,但也有些個體差異卻更為穩定和持久。人格特質會影響人們一生的人際交往行為(Roberts et al.,2007),人格特質較穩定,長期也只會緩慢地變化(Roberts & Mroczek,2008)。

研究者已經發現一些能概括世界上所有人的核心特質(McCrae & Costa,1997),大部分核心特質會影響人們人際關係的質量(見專欄1.4)。積極方面看,外向、隨和和盡責的人比在這些特質上得分低的人擁有更豐富、更愉快的人際關係(Malouff et al.,2010)。外向的人坦率開朗,隨和的人善良友好,他們往往招人喜愛。盡責的人努力工作,做事有條理,他們往往會墨守成規,因而他們在高中並不太受人歡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們長大成人後,能成為值得依賴、信守承諾的親密伴侶。「盡責心不夠的人會透支他們的信用……取消計劃、怨天尤人、疏懶嗜睡、違背承諾」(Jackson et al.,2010,p.507),因此他們往往是不可靠的伴侶。

然而,大五特質中最重要的卻是那個有消極作用的特質:神經質(Malouff et al.,2010)。神經質的人容易發怒和焦慮,這些不良傾嚮往往會引起人際摩擦、悲觀情緒和爭執(Suls & Martin,2005)。的確,一項對300對夫婦歷經45年的縱向研究發現,婚姻生活滿意和幸福的程度10%可由他們訂婚時的神經質得分來預測(Kelly& Conley,1987)。神經質越弱的夫婦越幸福。每個人都有好日子和壞日子,但有些人的壞日子好像特別多(好日子特別少)——這些不幸傢伙的親密關係很可能非常糟糕、令人失望。

與大五特質一起影響人際關係的還有其他更特殊的人格變量,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探討。現在請注意,人格影響人際關係的程度遠大於人際關係影響人格的程度(Asendorpf & Wilpers,1998)。例如,人們是否會結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決定的(Johnson et al.,2004)。某些先天的人格特徵可能讓人晚婚,而且這種傾向不大會受到他們後來經歷的影響。然而,即便是頑固的人格特質,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Lehnart et al.,2010)。不滿意和糟糕的人際關係會逐漸讓人變得更焦慮和神經質,而熱情、有價值的伴侶關係會逐漸讓人變得更隨和、平易近人。但這些影響是微弱的,人際關係對我們即將考察的最後一個個體差異的影響可能更大,這就是:人際交往中的自我評價。

自尊

大多數人喜歡自己,也有人不喜歡自己。對自我的評價構成了自尊(selfesteem)。如果對自己的能力和特質持正面評價,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懷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們普遍認為自我感覺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但人們是怎樣喜歡上自己的呢?具有啟發性的主導理論認為,自尊是人們的主觀計量器,即「社會關係測量儀」(sociometer),可以測量我們人際關係的質量(Leary& Baumeister,2000)。如果他人喜歡我們,我們就喜歡自己;如果他人積極地對待我們並看重與我們的關係,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吸引別人的關注——如果別人似乎並不在意我們是否會介入他們的生活——自尊水平就低。根據社會測量理論,自尊就是以這種方式運作的,因為自尊是滿足我們歸屬需要演化而來的機制。這種觀點認為,因為生殖成功取決於能否待在部落裡以及被他人接納,所以早期人類對能預示他人拒絕的任何排斥信號都變得敏感起來。自尊就成為心理測量器,提醒個體警惕他人拒絕接納自己,他人的厭惡和冷漠會逐漸使個體討厭自己(Leary,2010)。

這一觀點和我們對自尊起源和運作特點的瞭解非常一致(Leary & Baumeister,2000)。毋庸置疑,假設人們認為自己對異性有吸引力,則自我感覺就會良好(Brase& Guy,2004)。我們從他人那裡感受到的尊重明顯地影響到隨後的自我評價(Stinson et al.,2010)。詳而言之,人際拒絕會損害人們的自尊,而其他沮喪事件則不會。研究者的一個巧妙實驗證實了這一點,研究者讓參與者相信自己會被一個吸引人的小組開除,開除方式要麼是隨機抽取,要麼是被組內成員投票開除(Leary et al,1995)。即使兩種情況下都沒有好結果,投票拒絕比隨機拒絕讓被拒絕者感覺更糟糕。有意思的是,有他人目睹的公開事件比私人事件(事件完全一樣,只不過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對自尊的影響更大。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在許多領域自我評價似乎極大地受到我們所以為的他人看法的影響(Koch & Shepperd,2008),這一點全世界亦然(Denissen et al.,2008)。

進一步的證據是,我們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如果他人不喜歡我們,我們要喜歡自己非常困難(的確,這樣做很不現實)。大多數情況下,如果不能從他人那裡獲得足夠的接納和欣賞,長期處在低自尊的人就會形成負面的自我評價。

有時,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沒有任何過錯,卻成了糟糕人際關係的犧牲品。儘管他們招人喜愛,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卻因為他人的苛刻對待產生了低自尊。當這些人進入夥伴更友善、更欣賞的新人際關係又會怎樣呢?他們接受到的新反饋能否慢慢提高他們的低自尊呢?

這卻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發現,低自尊的人有時低估伴侶對他們的愛,以致損害親密關係(Murray et al.,2001),還覺知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侶忽視(Murray et al.,2002)。請看表1.3。自我評價低的人很難相信伴侶會真正深深地愛著自己(Murray et al.,1998),結果,他們往往都對持續的愛情不樂觀。低自尊者「即使處在親密關係之中也往往(毫無根據地)認為伴侶對自己的感情非常不可靠」(Holmes& Wood,2009,p.250)。這又使他們對伴侶偶爾糟糕的情緒反應過度(Bellavia & Murray,2003);與高自尊者相比,他們會感到更多的拒絕,遭受更多的傷害,變得更容易發怒。這些痛苦情感使他們更難建設性地行動,以應對臆想中的危險。當親密關係出現挫折時,自我評價高的人卻能拉近和伴侶的距離,努力修復親密關係,低自尊的人則防禦性地把自己隔離起來,生悶氣,亂搞一通(Murray,Bellavia et al.,2003),還覺得自己更加糟糕(Murray,Griffin et al.,2003)。

表1.3 伴侶怎麼看我

默裡(Murray,2008)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變得依賴他人時總要冒很大的風險。與親密伴侶的緊密聯繫讓我們享受到支持和關心的豐厚回報,但如果發現伴侶不值得信賴,也讓我們容易受到背叛和拒絕的極具破壞性的傷害。高自尊的人因為對伴侶給自己的愛戀和關心充滿信心,即使親密關係出現困難也能和伴侶拉近距離。相反,低自尊的人則持續地懷疑伴侶對自己的關心和信賴,所以一旦關係變糟就從伴侶身邊離去,以保護自己免受傷害。默裡指出,我們都需要在與他人的聯繫和自我保護間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總把他們脆弱的自尊心置於親密關係之上。

結果是,低自尊者的自我懷疑和敏感脆弱使他們從無數的瑣事中製造出堆積如山的問題。他們錯誤地以為愛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侶拒絕承諾的不祥之兆。然後,又表現出令人反感、自我打擊式的傷害和憤怒,完全隔斷了自己渴望的伴侶的安慰。相形之下,高自尊者對同樣的小磕絆完全不以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侶對自己的接納和正面評價。最終的結果非常不幸,低自尊一旦形成後就很難克服;即使結婚10年後,低自尊的人仍傾向於認為自己的伴侶不如恩愛夫妻那般愛戀和接納自己(Murray et al.,2000)。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來自人際關係,又影響著隨後發生的人際關係(Carmichael et al.,2007)。我們的自我評價似乎至少部分地取決於我們與他人交往的質量。這種自我評價影響著隨後與新伴侶的交往,新伴侶又進一步證實我們人際關係的價值。可以這樣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來自於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並影響著人際關係的後續發展。

人類本性的影響

在考察了人與人之間不同的個體特徵之後,現在可以討論人際關係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類共有的動物本性的問題。我們這裡關注的重點是演化的作用,演化歷經無數代塑造著我們的人際關係,潛移默化地使每個人都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Confer et al.,2010)。

演化心理學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個假設,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使人類成為今天這樣的物種(Flinn & Alexander,2007)。你或許聽過自然選擇,它指動物比其他同類更能有效地應對天敵和環境挑戰(如食物匱乏)的天賦優勢。性選擇意味著能更成功地繁殖後代的優勢。更為重要的是:

與大多數人認為的相反,演化和適者生存一點也沒關係。你死還是生並不是個問題。演化的關鍵是繁殖後代。儘管所有的有機體最終都會死亡,但並非所有的有機體都能繁殖後代。而且在能繁殖後代的有機體中,有些繁殖的後代數量更多(Ash & Gallup,2008,p.313)。

這種觀點認為諸如歸屬需要這類動機之所以成為人類的重要特徵,是因為它具有適應性,賦予擁有這些動機的個體某種繁殖優勢。正如我前面談到的,那些尋求與他人親密合作的早期人類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獨者更容易繁殖後代和遺傳基因。長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時,與他人交好的願望就具有遺傳性(現在就是這樣,Tellegen et al.,1988)。性選擇使得歸屬需要越來越普遍,生下來就沒有歸屬需要的人就越來越少了。與這個例子一致,演化學原理認為:任何普遍的心理機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為它一直有利於人類解決過去的生存或繁殖問題(Confer et al.,2010)。

第二個假設,演化心理學認為兩性之所以存在差異,只是因為某種程度上他們在過去面臨著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除了在那些不同、特異化的行為方式上(這種行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異性和提升後代的生存優勢)存在性別差異外,男女雙方在親密關係中的行為應該很相似。這樣的情況存在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先來看兩個設問: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內與100個不同的女人發生了性關係,他會是多少個孩子的父親?(答案當然是「很多,或許多到100個。」)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內與100個不同的男人發生了性關係,她能生育多少個小孩?(可能只有1個。)

顯而易見,男女雙方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時間和精力有很大差異。對於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夠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養數百個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絕經前才能生孩子,每生養一個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男女雙方在生養孩子上的養育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的生物學差別,引起了男女雙方在選擇配偶時進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以想見,考慮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認真挑選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為成功(她們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來,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選配偶不太認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沒有這麼成功。男性剛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機會的亂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為成功。如果他們頻繁地變換性伴侶,其後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這種(養育)質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數量來彌補。所以,當今的婦女——正如這一演化學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在選擇性伴侶時比男性謹慎得多。她們要求男性伴侶聰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穩定,而男性選擇女性伴侶則不會這麼苛刻(Kenrick et al.,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樣對隨便、不忠誠的性行為感興趣(Schmitt,2005)。或許這種性別差異是長期演化的結果。

另一個繁殖上的性別差異是女性總是能確知某個孩子是否是自己親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則會遭遇父系不確定(paternity uncertainty)的困擾;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侶會忠於他,否則他不可能絕對確定伴侶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 & Schmitt,1993)。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貞行為比男人少(Tsapelas et al.,2011),男人對於紅杏出牆的威脅分外警惕,這一點較女人為甚(Schutzwohl,2006)。這種性別差異也可能是長期演化的結果。

演化學的觀點還能用來解釋人們在短期和長期性行為策略上的不同(Buss & Schmitt,1993)。男女雙方在短期的艷遇和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中所追求的異性的特徵存在差別。詳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關係;更嗜好與多個伴侶保持短期的風流關係,建立新的親密關係後,也比女性更早地發生性關係(Schmitt,2005)。結果是,男人在獵艷時,看起來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別有吸引力(Schmitt et 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結婚安頓下來,常常偏好貞潔的女人作為將來的伴侶,即使這個男人仍然認為在偶然的性關係中放蕩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標(Buss,2000)。男人還常常追求年輕、漂亮的妻子。當男人想確立長期的親密關係時,比女人更看重外貌,隨著年紀增長,老男人更加喜歡與更年輕的女子結婚(Kenrick & Keefe,1992)。

女人卻表現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選擇短期性夥伴時——尤其是發生婚外情時(Greiling & 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強勢等有許多陽剛之氣的男人。但當評價有潛力的丈夫時,都把經濟前景作為首選,有穩定和較高收入和資源的男人想必能給她們的孩子帶來安全的成長環境,即使這些男人並不是備選丈夫中最性感的傢伙(Gangestad & 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關注長期伴侶的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Buss,2012)。

通過識別人類共有的行為模式來描繪人類的本性,是演化學觀點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實際上,我剛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長相,女性珍視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現,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證實(Buss,2012)。[7]然而,演化學的觀點並不意味著文化不重要。

的確,演化心理學的第三個假設就是,文化影響決定了演化形成的行為模式是否具有適應性——並且文化的變化比演化快得多(Kanazawa,2010)。所以,人類表現出的某些行為模式在遠古時期具有適應意義,但這些遺傳下來的行為傾向並不全都適應於我們今天居住的現代環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盡可能地與每一個可能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現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僅在過去的兩代人中,我們就看到(1)生殖技術的發明(例如避孕藥)能讓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為;(2)通過性接觸而傳染的致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傳播。如今,對於男人而言,對多個性伴侶的渴望可能不如數百萬年前那般具有適應意義了。可以想見,現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為成功,只有表現出更多的兌現承諾的能力和忠於一夫一妻,以鼓勵伴侶為他懷孕。但人類種族仍在演化,性選擇最終會偏利於那些能適應新環境的行為風格,但這種適應又將經歷數千代的時間。(那時我們的文化又將怎樣變化?)

因而,演化心理學的視角針對現代人際關係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解釋(Eastwick,2009):某些規律和性別差異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是心理機制長期演化的結果,在很久以前都是有適應意義的。我們並不是機械執行基因指令的機器人,我們所有人並不相同(Michalski & Shackelford,2010),但我們確實還繼承了由後天環境啟動的習慣性反應。而且,這種習慣在一定程度上還能適應我們現代的情境。行為產生於個人和情境影響的相互作用,但人類的某些共同反應則是人類本性自身演化的產物:

數千年來人類生存所面臨的環境壓力遺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跡。某些遺留下的情感和行為反應源自我們的遠祖,在現代已經沒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這些遺跡不可磨滅地刻入了我們的性格(Winston,2002,p.3)。

這種富有爭議性的觀點既得到了讚揚又引來了批評。一方面,演化學的視角促進了許多有意思的新發現,大多數發現還和演化學的觀點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對於人類本性起源的原始社會環境的設想必然帶有猜測性。此外,對許多有爭議現象的解釋,演化學模型並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婦女在選擇伴侶時必須比男性更謹慎,也的確是因為社會文化通常不允許女性掌握經濟資源(Wood & Eagly,2007);可爭論的觀點是,婦女必須關心配偶的錢袋子,因為她們自己很難賺到男人那麼多的錢(Wood & Eagly,2002)。如果賦予女性和男性同樣的性別角色和社會地位,上述性別差異就可能大大減小了(Eagly & Diekman,2003)。

無論如何,在人際關係中的確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們出現在世界各地,與文化無關,我在後面的章節中會陸續談到。無論人類本性是演化而來還是文化創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確存在,而且影響到我們的親密關係。

人際互動的影響

人際關係的最後一個構成要素是兩人之間的互動。到目前為止,我主要談到的還是人際關係中個人所特有的經驗和人格,現在得承認人際關係常常大於它各部分相加的總和。人際關係由每一個參與者的經歷和才能組合而成(Robins et al.,2000),這些總和也許比構成它們的個體簡單相加要大得多。化學家常常以這種方式來思考:把兩種元素結合在一起(比如氫和氧)就得到化合物(如水),這個化合物與組成它的任何部分都不一樣。類似地,兩個人創造出的人際關係來自於每個人的貢獻,但它也許與這兩個人其他的人際關係不太相似。

就拿你對他人的信任程度來說。即使你是個安全型和可信賴的人,毫無疑問你對某些人的信任遠超另一些人,因為信任是雙向的過程,同時受到你和伴侶雙方性情的影響(Simpson,2007)。而且,它來源於你每天和伴侶不斷付出以及不斷接受的動態過程;信任是流動的過程而非靜止不變的事物,它在你所有的人際關係中時起時落。

每種親密關係都像這樣。就個體而言,伴侶各方不可避免地會面臨情緒的波動,健康和精力的變化;那麼當他們互動時,他們彼此的相互影響就可能產生千變萬化的結果。當然,長此以往,明確而清晰的互動模式就能區分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類型(Zayas et al.,2002)。但是在任一特定時刻,人際關係可能是一種不穩定的存在,它是人類複雜互動活動變化的結果。

總之,人際關係是由多種影響因素構成的,其範圍從當前文化的流行時尚到人類種族的基本屬性,非常廣泛。在這些一般的影響因素之外,還有很多個體獨有的影響因素如人格和經驗,它們有些是習得的,有些是遺傳的。最終,兩個來自同一星球,但在很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異的人,開始了他們的互動。互動的結果或許令人沮喪,或許令人滿意。但這種可能的互動結果總是讓人著迷,這就是人際關係的構成。

人際關係的消極面

本章開始時我就強調了親密關係對人類的價值,所以為公平起見,在本章結束之際我得承認親密關係也有一些潛在的代價。我們需要親密關係(沒有它我們會備受煎熬),但有時我們和他人打交道也會帶來不幸和痛苦。的確,人際關係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令人失望,很多書就是針對人際關係的缺陷而寫的(Cupach & Spitzberg,2011)!當人們與他人接近時,可能害怕自己最在乎的秘密被人揭露或利用。他們還可能擔憂伴隨相互依賴而來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喪失(Baxter,2004)。他們或許還擔心會被自己所依賴的人拋棄。他們認識到人際關係可能存在欺騙,人們有時還會混淆了性和愛(Firestone & Catlett,1999)。實際上,大多數人(56%)在過去的5年中人際關係都曾陷入困境(Levitt et al.,1996),這些並不是杞人憂天。

在我們討論完依賴類型後,你或許就意識到,有些人更害怕親密關係(Greenberg & Goldman,2008)。的確,有些人總是擔憂別人會拒絕他們,憂心忡忡地等待親密關係的破裂(Romero-Canyas et al.,2009)。但無論我們的擔憂是臆想或現實的,我們都有可能經歷人際關係帶來的意外的、令人沮喪的傷害(Miller,1997b)。親密關係中失望和煩惱的惡果會嚴重地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Whisman et al.,2010)。

那麼為什麼還要冒這種風險呢?因為我們人類是社會化的動物,我們需要彼此。沒有與他人的親密聯繫,我們就會枯萎和死亡。人際關係有時很複雜,但它是我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們仔細思索。你現在閱讀這本書,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希望在下面的章節中能更好地幫助你理解親密關係。

請你思考

馬克和溫蒂大三的時候在校園相識,他們很快發現彼此很喜歡對方。溫蒂漂亮、非常有女人味還相當溫順,而馬克在他們第二次約會時就勾引溫蒂上了床,對此馬克沾沾自喜。溫蒂著迷於馬克的個人魅力,因為她總是有點不自信,懷疑自己的優點。溫蒂感到非常興奮,能有一個強勢、有非凡魅力的男人為她吸引。在大四的時候他們開始同居,畢業6個月後就結婚了。他們的婚姻狀況保持了傳統的伴侶關係,孩子還小時,溫蒂就待在家裡照看,馬克則致力於自己的事業。他在職場成功了,加過好幾次工資,但溫蒂覺得丈夫愛工作勝過愛自己。她希望丈夫能多和她聊聊天,而馬克則希望妻子節食減肥並照料好她自己。

據你看來,馬克和溫蒂婚姻生活的前景怎樣?如果他們10年後還在一起會有多快樂?為什麼?

[1] 此處及下文的統計數據來自美國統計局(U.S.Census Bureau,其網址為:www.census.gov)、美國國家健康統計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其網址為:www.cdc.gov/nch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其網址為:pewsocialtrends.org)以及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其網址為:www.prb.org)。

[2] 這一事實可能令人沮喪,但你擁有幸福婚姻(假設你選擇結婚)的可能性比大多數人都要大。你正在閱讀這本書,你對關係科學的興趣很可能極大地促進你的親密關係。

[3] 大部分人並不知道這一點,這個例子說明了我們經常遇到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流行觀點所認為的真理,關係科學卻發現未必如此。這類例子表明對親密關係謹慎的科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無知並非福。親密的伴侶關係是複雜的,在常識觀點和民間智慧把我們引入歧途時,準確的科學信息尤其對我們有益處。

[4] 請不要跳過本書的專欄,這些專欄都值得你用心閱讀,相信我。

[5] 這裡給出的是美國數據。在其他國家,安全型依戀比其他三種依戀任何一種類型都更普遍,但並沒有其他三種依戀類型的總人數多。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不安全依戀的人比安全依戀的人更多(Schmitt,2008)。

[6] 這裡d值的計算方法是,把男女平均得分的差值除以每一性別內的平均數差異(即男女得分的標準差)。計算出的d值可以比較性別差異和男女組內差異孰大孰小。